在当时的新文化阵营中，真正高人一筹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他于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篇文章，最早运用唯物史观回击了“调和论”的挑战，并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针对“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论调，他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21]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东方文化派提出的将旧道德与新物质，将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的物质文明加以调和的模式，表明唯物史观是批判错误文化思潮的锐利武器。
有关调和论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以旧容新”，以东方文化为基础调和西方文化；还是“以新代旧”，以西方文化改造东方文化。陈独秀、蒋梦麟等也承认调和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反对人们提倡调和，因为当时“调和论”的主旨在“保旧”。因此，当时主张调和与反对调和之争，实际上是在建设未来文化时是立足于“复旧”还是立足于“开新”的争论。新文化运动战士反对“调和论”的斗争，是五四前后反对复古思潮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争论涉及的是“新旧关系”这一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没有能科学解释如何评价传统文化、如何处理文化遗产和新文化的来源等内容。
三、“东方文化优越论”
1920年，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同年，梁漱溟先后在北京、济南等地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将讲演稿整理出版）。他们通过抨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集中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标榜“东方文化”的优越性，鼓吹在中国保留固有文明，并以中国固有文明拯救西方。这番议论自然遭到了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胡适等人的批驳。与此同时，一些先进分子已经举起“社会主义文化”的战旗，他们在主要反对东方文化派的同时，又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初步的解剖。于是，以《欧游心影录》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为起点，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围绕中国文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把东西文化论战推向**。以下将三派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东方文化派的基本主张
关于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我们先看一下《欧游心影录》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基本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