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提出“调和论”后，杜亚泉、陈嘉异等人起而响应。杜亚泉指出，新旧的意义因时而异，戊戌时代以主张西洋文明者为新，现时则以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那么，如何创造未来文明？他认为，西洋文明已不能适应新时势，“中国固有文明，虽非可直接应用于未来世界，然其根本上与西洋现代文明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文明之指导者”。因此，他认为未来文明之创造当是“新旧思想之折中”，这种调和折中以中国固有文明为指导，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陈嘉异则提出，“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刻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并“尽量灌输东方文化之精蕴于欧美人士”，则“所抉择所消化之西方文化之菁英，必有与东方文化之菁英相接相契者，则虽不亟亟谋两文化之调和，而自有彼此莫逆而笑相见一堂之一日，于是世界文化或世界哲学之完成庶几可睹”。可见，调和论的实质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主张调和者实际上是主张以东方文化融合西方文化，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世界之文明”。
“新旧调和论”既然是以“保旧”为基础的，自然遭到了提倡新文化的人们的反对。张东荪的《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蒋梦麟的《新旧与调和》、《何谓新思想》，常乃德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文，体现了西方文化派对“调和论”的批判。张东荪对“调和”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它与“共存”、“相同”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他指出，章士钊所举的“新旧杂存”现象诚然存在，但那只是“共存”即两个东西同时存在，这两个虽则同时存在，却不是调和，譬如章太炎与徐世昌同时生存在中国，他们的主张却是相反的；“相同”也不是调和，“譬如说旧道德主张克己，与新道德主张利他是相同的”，“只要取了新道德便够了”，也无所谓调和。蒋梦麟认为，新旧调和是自然的趋势，“抱新思想的人渐渐把他的思想扩充起了，抱旧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化，旧生活渐渐自然被新生活征服——旧思想渐渐被新思想感化”。这种调和不是人为的，新旧之间是用不着调和派的。他实际上提出了虽在客观上存在调和的趋势但在主观上却不应讲调和。常乃德径直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很欠完备”，“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西方文化派在批驳“调和论”时肯定了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必要，但并没有科学地解释新旧文化的关系，在强调以新代旧时，出现了“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认为新旧杂糅、调和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是存在的，但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这种现象是由人类惰性造成的，“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因此，提倡调和论必然不利于社会进步。他还批驳了“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主张，指出“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20]。陈独秀还不能运用唯物史观对新旧调和论进行批判，不时显示出简单化和偏激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