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辩驳。马克思主义者也继续批评胡适的观点。如陈独秀于1920年年底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批评“有一班妄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瞿秋白于1924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上批判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爆发，表明了原有的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分化成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唯物史观派”和以胡适为首的“西化派”。
继“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从1920年年底起围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又展开了新的争论。张东荪于这一年12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认为中国极端贫穷，多数人没有能过“人的生活”，中国需要的是“得着人的生活”，因此要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支持张东荪关于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救中国的主张。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受到了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论争首尾衔接，彼此呼应，又恰好在关系此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两大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上，构成了一次完整的思想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一往无前的批判精神，取得了对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战的胜利，向人们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无限生命力。从文化史角度看，中国从此出现了文化生力军，它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使新文化的发展走上了光明的道路。西化派坚持资产阶级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视欧洲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继续盲目颂扬西洋文明而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后来甚至宣扬失之偏颇的“全盘西化”论。
二、“新旧调和”问题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全然拒绝新文化的态度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于是一些保守文人不再像过去的封建卫道士那样把旧文化说成完美无缺，把新文化说成一无是处，来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从新旧文化应当调和的角度否定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主义。1919年下半年，发生了关于“新旧调和”问题的争论。
五四以前，就有过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议论。杜亚泉的《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就提出了东西文化的调和问题。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里，主张东西文明“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里则认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因此，主张不能调和。新旧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成为论战的主题，却是在五四以后。
论争是由章士钊提出的“调和论”引起的。1919年9月，章士钊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题为《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讲，阐述了新旧调和论。他指出：新旧时代连绵相承，不可划出明确之界限，“宇宙之进步，如两圆合体，逐渐分离，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最后之新社会，与最初者相衡，或厘然为二物，而当其乍占乍蜕之时，固仍是新旧杂糅也”。他所谓的“调和”就是“新旧杂糅”。他主张的“新旧杂糅”是以“保旧”为基础的，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他还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为例，论证“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尽管章士钊声明自己不是守旧者，但他的“调和论”侧重在“旧德不可忘”，这显然是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违背的。不过，他提出了如何处理文化发展中的新旧或中西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