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后新的形势下，原有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左翼转向“以俄为师”，接受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固守“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对欧战后世界及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动无动于衷；一些由欧美归国的留学生组成的“东方文化派”，主张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和复兴固有文化。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形成了彼此互相对立的三种文化取向，使1920—1927年间的中西文化论争，呈现了崭新的格局。
一、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化
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场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对中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最大最深刻的影响，就是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新文化运动逐渐由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
李大钊像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早在1918年，他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1919年5月，他又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篇长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此文虽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毕竟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此外，他还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其所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厥功甚伟。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反感与恐惧，其代表人物胡适挑起了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第一次论争。1918年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胡适在该文中，竭力攻击“外来进口的主义”的“无用”与“危险”，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但这不仅无用，而且“是很危险的”。他尤其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即实行社会革命。他说，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他主张社会改良主义，提出要从“具体的问题下手”，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那些“火烧眉毛紧急问题”，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俱乐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等。这无疑是投入革命潮流中的一服极其有害的涣散剂。
《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的胜利》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他的反驳紧紧抓住胡适对于“主义”与“根本解决”二者的错误见解而展开。他认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前者为后者提供赖以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大钊不仅坚持“主义”指导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根本解决”即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重要意义。他说，在一个“一切机能都已闭上”的社会里，“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根本解决”；由此，政治、法律、妇女、家庭许许多多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