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其时自称或被称为“中间势力”、“自由主义者”的人中，情况是不同的。梁漱溟等人，大致延东方文化派的余绪，强调中国文化的特异，而钟情于旧有文化；吴世昌等人则承西化派的衣钵，信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文化上坚决反对国民党鼓吹尊孔复古和“中国本位文化”论，构成了其时对传统文化再批判的一个助力。
1948年，吴世昌出版《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书，批评有人打着“特别国情”、“正统”、“卫道”等幌子，对五四所培养起来的一点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实行“无情的打击”。他对国民党蒋介石鼓吹儒家道德颇为反感。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给子孙留下真正有价值的道德遗产。儒家教“忠”、教“孝”，扼杀了人们“为客观的真理学术而奋斗”的精神，其效果无非是造就了一批奴隶般的“忠臣孝子”，为一姓之争而甘诛九族，为伦理上的尊长而卧冰割股。所以，从梁惠王到蒋介石，“伦理立国”论从来都只是愚民的工具。吴世昌批判了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的人总是强调儒家也有民主的学识，可以成为民主建国的依据的观点。他说，这种说法的根据，无非是因为经书中有诸如“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天听自我民听”一类的话，但这至多是一种民“本”思想，而不是什么民“主”思想。“本”就是“本钱”或“资本”，民之对于帝王，如同本钱、资本之对于商人，都只不过是可用的“工具”，而不是“主人”。近代民主最基本的条件是“保障人权，重视人权”，而中国文化中恰恰没有“人权的观念”。因此，要想从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民主建国的基础，那不过是自欺欺人。他指明了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本质区分，在于前者从属于君权的范围，而后者却是奠基在民权之上的。吴世昌把“中国本位文化”论比作扛着十字架跑步。他说，扛着十字架是跑不动的，中国现在即便马上扔下它，也因扛了几千年，筋疲力尽，非好生补养不可；可是居然还有人主张把这十字架继续扛下去。这些人显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现代化毫无兴趣，或者说保持落后的中国也许对他们更有“好处”。
吴世昌的批判反映了一部分崇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知识分子的见解，对于揭露蒋介石借尊孔复古实行思想禁锢，具有相当的尖锐性。但他不相信唯物论，据以批判旧文化的思想武器，仍不外是陈旧的进化论与天赋人权说。所以，尽管他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很精彩的，但从整体上看，没有超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水平。“全盘西化”的偏向在吴世昌的身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如他认为传统文化无非是“一套世故、功利、懒惰、权诈、谄谀、作伪的文化”，谈不上是“精神文明”，即便其中也有某些“好处”，“那也是祖宗的事，与子孙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