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和国家里，民族主义既是一种以反抗外来民族压迫，争取本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为内容的思想原则，也是一种与上述内容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它虽不免带有本民族的狭隘情绪与局限性，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一种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进步意识。
晚清以来，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始终是时代的强音，因此，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民族主义也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进入民国后，民族危机不仅依然存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更达到顶峰，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恶性膨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更趋高涨。
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五四运动宣言，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书桌”的“一二·九”救亡示警；从“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的“五卅”怒吼，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抗战呐喊，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爱国主义浪潮澎湃汹涌、激**神州，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的解放、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
同晚清时期相比，此期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末革命党人扬弃忠君爱国观念的传统，使“君”与“国”彻底分离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它也不再像清末时那样还以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如“排满”）为其重要内容，而是更明确地形成并巩固了以国内各民族平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念，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反对外来的民族侵略和压迫，以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捍卫和发展“中华民国”。同时，中国人还深化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明确地提出了“反帝”的口号和目标，民族主义水平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15]。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先进的中国人将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将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更加自觉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民族主义焕发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整个民国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同晚清一样，贯穿着民族主义的主题，激**着爱国主义旋律，且范围和程度尤有过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