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科学对人生观无法解释，于是就不得不别求一种解释于玄学中。他认为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只能靠玄学。“玄学之名，本作为超物理界超官觉解释。惟其有此解释，于是凡属官觉以上者，概以归之玄学”。可见，他所说的“玄学”，也就是心性之学，内省之学。一方面，他推崇孔孟以来的修身养性与内求于身的人生哲学尤其是宋明心学。认为自理论、实际两方面观之，昌明宋学都有必要：“知所谓明明德，吾日三省，克己复礼之修省功夫：皆有至理存乎其中，不得以空谈目之。所谓理论上之必要者此也。”“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号为服国民之公职者，不复知有主义，不复知有廉耻，不复知有出处进退之准则。其以事务为生者，相率于放弃责任；其以政治为生者，朝秦暮楚，苟图饱暖，甚且为一己之私，牺牲国家之命脉而不惜。若此人心风俗……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所谓实际上之必要者此也。”[30]张君劢以复兴儒学尤其是宋明心性之学为己任，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倭铿的精神生活论。张君劢将西方生命派哲学与中国传统心学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中外合璧式的玄学”。这种人生哲学，既有别于中国古代儒家人生哲学，又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具有两重性。他主张“自由意志”，提倡思想与个性解放，表明其人生观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具有反封建的一面；同时他又贬低科学，否认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性、规律性，表明资产阶级人生哲学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人生观问题，只能以神秘主义作为依归。
这种矛盾性在另一位玄学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身上也得到了反映。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认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须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他认为，情感方面至少有两件就是“爱”和“美”的确有神秘性，是“科学帝国的版图”所管辖不了的。“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若要以科学方法来解释“爱”和“美”，那就是“痴人说梦”。这种折中态度反映了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在西方“科学万能”的神话已破产，另一方面又感到中国还需要提倡科学精神的矛盾心理。
丁文江等科学派人物坚持主张科学可以解决、支配人生观。丁文江认为，“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感情，同对知识感情的态度”，人生观不能离开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他所谓以科学解决人生观问题，主要是指将科学的方法、实证主义的方法、伦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生观。他指出，今天人生观不统一是一回事，但求人生观的统一是人们的义务，这就离不开科学方法，他说：“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类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秩序的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丁文江指出，应以科学作为教育同修养的工具，反对复活宋明心学。他以中国历史上空谈心性贻害国家的事实揭露张君劢所讲的“精神文明”会导致什么结果，指出宋朝提倡内功理学，一般士大夫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其结果为蒙古人所灭，汉族文化遭极大摧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他批驳了玄学派借欧战来贬低科学，提倡心性之学的做法，指出应对欧战负责任的是政治家和教育家，而不是科学家。[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