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夫妻关系时，他说：“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40]。这样，就可以杜绝封建的血缘家族观念，使个人权益得到保障。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陈独秀“扬西抑中”的态度也很明确。“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41]
在做了上述比较后，陈独秀总结说，中国旧俗中属“恶风”者甚多，而“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而多数中国人却把虚文感情作为风俗淳厚的象征，这使他很不满意，“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亲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而西俗以法治实利为重，虽不免刻薄寡恩之嫌，但却可以使人养成独立的精神，大家也会各守己利，不相侵扰，社会经济，也会因之井然有序。他疾呼道：“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宣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对于中俗西化更是全盘肯定。他说“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42]。
当胡适认为他“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妥，以“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代之，并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是否人人都要吃西菜、是否见了男人也要脱帽子等琐碎争论时，陈序经还撰文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人在礼貌、饮食等方面的全盘西化也是没有理由要反对的。
对中俗西化持有保留肯定态度的人居多数，李大钊、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甚至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陶希圣等人都是如此，只是在“量”上有多有少。
李大钊写了《新的！旧的！》一文，文中列举了中俗、西俗在中国的并存与矛盾：在礼节上，“……贺年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在婚姻上，“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在“行”上，一条窄路，“其间竟能容纳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43]。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他认为一应增强创造力，增加社会富力；二应培养起新精神，创造一种新生活，使老人青年都能“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他把这种肯定新俗西事的思想表达得更明确，认为中国的“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较之西洋的“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吾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只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皆可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涛涛殆不可遏。”[44]
对于西式婚姻、家庭关系，李大钊则持保留态度。
梁漱溟承认现在东方文化较之西方文化，后者占据了主动，处于优势，西洋民族的物质生活要好于东方民族，甚至断言：“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的物质文明。”[45]但又认为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总的来说要强于西方，将来一旦在物质文明上中国赶上了西方，中国文化就可以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在风俗的具体内容上，梁漱溟赞扬了西人的守纪习惯、公共观念和法制精神，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应当虚心学习，予以接受，在家庭伦理方面，他却不主张中俗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