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
教育活动与人类相伴而生，但教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却产生于近代。我国的教育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21]，而真正的教育学却很年轻。
民国教育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元以后的奠基时期；1927年以后的发展时期；抗战以后的继续发展时期。
民初教育学承继于清末，主要是仿效日本。那时所开设的教育哲学、教授法、教育史和学校管理等科，大多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就其内容来说，则以欧洲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主。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育学书籍民初时也开始出现。1913年，蒋维乔著《教授法讲义》；1914年，张子和著《大教育学》；同年，张毓聪著《教育学》等。这些书籍，虽还是以国外的某些教本为依据，但毕竟在自我消化上迈出了第一步，使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教育学科。[22]
五四时期，中国教育学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有直接关系。杜威在华两年零两个月，主要演讲大都是关于教育学的，如长篇专题讲演有教育哲学16讲；现代教育趋势3讲；短篇讲演有“教育家的天职”、“平民教育的真谛”、“职业教育的精义”等数十篇。这些演讲，当时的各种报刊纷纷登载。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也由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翻译出版。
杜威教育学的核心是：提倡教育的普及化，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养成学生自动自发自治的能力，重视实验的精神，并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些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精神形成冲击，显示了教育学的进步。
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奉者、阐发者和实践者。除蔡、黄二人外，其余几人还都是杜威的门生。这就使得当时及以后民国的教育学和教育改革事业，受到杜威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教育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刊物，有蒋梦麟主办的《新教育杂志》；重要组织有1922年由东南大学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和刊布“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为该社较为突出的贡献之一），还有黄炎培1917年创办的“职业教育社”等。
在教育学体系的建构方面，此期中国学者作出了不少探索。王炽昌的《教育学》（1922），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余家菊的《教育原理》（1925），肖恩承的《教育哲学》（1926），这些著作在思想体系上，虽大多不出杜威教育学的范围，但也有例外和初步突破之处。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就可作代表。该书以德国教育学家那笃尔的体系为基本，敢于对世界权威提出批评，在教育逻辑、伦理和教育美学方面，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精神。
除教育学基本理论外，此期的教育研究还包括东南大学根据6类语体文书统计等方法进行的字汇研究；为推行道尔顿制等实验学校而进行的有关研究；以汉字心理、识字阅读（包排横直排问题）等为内容的读法研究；以测量学生的智力、学力，服务于招生分级等为内容的测验研究等。艾伟、刘廷芳、沈有乾等人在读法研究方面成绩显著；陈鹤琴、廖世承、周调阳等人对测验的探讨较为深入。由于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教育心理学范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在“心理学”部分，我们还要较详细地谈到。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将教育研究和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力图将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和生理学研究基础上，使教育科学化的努力，确是此后民国教育学与世界该学科发展保持一致的一个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