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原从拉丁文“Cultus”而来。我国古老的词汇中也有“文化”一词，意为“文治教化”。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乃清末从日本引进，是对“Culture”的意译。直到五四以前，它常常与“文明”混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标志着现代文化意识在中国蔚然兴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只进行单一的政治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变革，否则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将难以保住。于是，人们开始空前关注起文化问题来。五四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评论的文章大量发表，还出现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这样有影响的研究文化问题的专著。人们围绕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论争。在论争中，对有关文化概念的内涵、文化的起源、结构、特性、变迁的规律等问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如关于文化概念的内涵，就出现了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提出了与梁漱溟接近的看法，不过将文明与文化作了区别，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先有文明，后才有文化。梁启超则借用佛教名词来阐释文化定义，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作文化”。这显然是一种广义理解文化的唯心主义解释。再如，关于文化的起源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梁漱溟认为，文化的根源在人的所谓“意欲”，意欲方向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由此，他得出其“整齐好玩”的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说。共产党人瞿秋白、杨明斋等则针锋相对，在批评梁漱溟“意欲”说的同时，阐发了对文化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解。正是在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中，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对文化本身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从而为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五四时期是民国文化学的孕育阶段。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文化学”这一名词至少在1924年即已出现，李大钊该年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特殊历史学当称人文学或文化学，记述部分则可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但“文化学”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却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的事。独立的文化学学科，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建立起来的。1928年，陈序经在其课堂与演讲中都明确提出“文化学”的概念，将之与其他学科并列齐称。同年，谢颂羔出版了专著《文化的研究》，认为文化包含有八个方面的内容，依次是：哲学—科学，美术，伦理，社会学的惯例，政治与法律，宗教，社会的安宁与幸福，人生的极致。在他看来，机械、交通、声光化电只是文化的工具，唯有人格的提高，智识思想的进步，才是真正文化的表现。在该书中，他从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6个方面，对文化学的问题进行了阐释。此后两年，陆续出版的有关文化学的论著，主要有孙本文的《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文化基础》；许仕廉的《文化与政治》；叶法无的《文化评价ABC》和《文化与文明》等。此外，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的《文化进化论》，日本文化学名家西村真次的《文化移动论》，也分别于1930年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两本理论译著，对民国文化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