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接受马克思经济思想指导，研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较有成就和影响的经济学家，首推陈翰笙。陈翰笙为江苏无锡人，早年留美，获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赴苏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受到蔡元培的赏识，领导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长。1929—1934年，他先后率领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薛慕桥等大批科研人员对江苏、华北和广东等地农村作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写成《亩的差异》、《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论文和著作，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确凿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培养了不少有作为的经济学家。
此外，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所作的有价值的经济调查和统计成果。如北平社会调查所及其前身社会调查部，1927—1931年对河北、山东棉花贩运的调查；对河南、山西等9省粮食的调查；对北平和上海工人工资、生活费等的调查；对百年来银价变动、中国内外公债和赔款的研究和统计等，都是有成绩的[7]。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所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也值得一提。其农家经济调查持续了5年（1921—1925），范围广及7省17县2644个田场；土地利用调查则持续了4年（1928—1931），所及范围更广，遍及22个行省、168个地区。所调查的内容具体细致，并写成报告发表，对了解当时的农村经济大有助益。[8]
除了对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较有收获外，民国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也进行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如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时，马寅初等人就曾致力于研讨此一问题、纷纷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
财政学、会计学、贸易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在民国期间也均得到了发展，并开始了各自的学科建设，由此可见这门学科内容丰富之一斑。
三、文化学
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于民国时期，同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它也是从西方引进，然后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