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经济学说是以奥地利学派柏姆—巴维克为代表、以边际效用学说为核心的经济学。柏姆—巴维克的代表作《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资本实证论》、《资本与资本利息》，都有过中译本出版。其他边际效用学派的名著如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都被译成中文，广为流传。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A.马歇尔和庇古的学说，也曾在30年代流行于中国，不少大学还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英文原本书作为教材。
相对于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热闹情形而言，此期对早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介绍不免显得有些冷清，郭大力、王亚南和林光澄等少数几人致力于这项工作，译有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和杜尔哥的《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等著作。
有关西方经济学发展史译著的大量出版，是此期译介国外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仅1921—1938年间，就出版这方面的译著近50部，比较流行的有基德·里斯特和英格拉姆的几本《经济学史》；韩纳和司科特的两本《经济思想史》以及史盘的《经济学说史》。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中国学者拓展眼界，原原本本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起了积极作用。
在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和教材也纷纷出版。据统计，1921—1948年间，仅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这类著作就达30本之多。其中，最为流行的有影响的是刘秉麟的《经济学》和赵兰坪的《经济学》。前者1919年已出修订本，1925年后曾再版10余次；后者在体系上属于边际效用学派，1933—1947年就印行了26版，可能是民国时期再版次数最多的经济学理论书籍。[6]
此外，马寅初的《中国经济的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经济论著。其特点是比同类著作更注意反映当时西方的新流派学说。如在《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他就简要地介绍了一般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倾向、乘数论等当时比较时髦的西方经济理论。此书在抗战后的中国一度广为流行。
虽然，上述著作主要根据西方理论来构建体系，但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中国的经济资料和经济问题，并以此来进行理论的说明，这是民国经济学建设的基本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民国时期也得到传播。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称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其本质特点是“以劳动为单位，以劳动者为本位”，并宣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李达、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陈望道等人，也都曾宣传过这方面的思想。1931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不过，最早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要算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该书1934年由北平经济出版社出版，对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经济学巨著从1919年起就陆续有枝节片段的译述，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陈启修、潘冬舟、侯外庐、千家驹等进而翻译出版了该书部分内容的译本。1938年秋，郭大力和王亚南首次从德文原版将《资本论》全部译毕，交付读书生活书店出版，这不仅是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积极贡献，还为中国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经济问题提供了范例。其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一书，首次大胆地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