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地理方面 中国地质调查所完成对江西、湖南两省的调查后，先后发表的《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与《湖南之锑矿》，是这一方面研究的典范。其他的专著如《贵州遵义土地利用》、《四川桐油之生产与运销》、《福建之茶》、《云南省呈贡县落龙河区土地利用初步调查报告》等，不胜枚举。
2．地形与地图绘制方面 民国时期，我国地理学研究人员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各个角落，吴尚时的《东北地形》、《巫峡》，丁骕的《新疆之自然区域》，黄汲清的《秦岭及四川地质志》，刘季辰的《江苏地质志》，侯德榜的《黄河志地质志略》，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便是他们为后人留下的丰硕成果。
1924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合作出版了中国分省地图集，将全国划分为22区，并分别绘制了地文及人文两种图示，为地学界普遍采用。此外，亚新地学社及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也各自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地图集。
3．土壤方面 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了《中国土壤概要》，附千万分之一的土壤概图，极富学术价值，而其《四川之土壤》，则成为分省土壤志的典范。
二、生物学
在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生物科学也是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的学科。它的继起，不仅为地质学的拓进提供了助力，也为其他各门学科作出了有力的示范。
早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各大院校便先后设立了生物学系或相应专业。如南京高师1912年设立农科，北京农业专科学校1913年设立生物专业，北京大学1916年创设生物系等，开始进行人才培育、创建标本室及实验室，从事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由于国内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生物学研究人员的早期论文都是在国外完成并用外文写成的，如钱崇澍1916年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1917年发表的《钡、锶、铈对于水绵的影响》，就分别属于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方面最早的专论。
此后，在科学思潮的推动下，生物学研究逐渐为国人所看重。1918年，杜亚泉等人编写的《植物学大辞典》问世，其后，《动物学大辞典》也隆重推出，填补了生物学发展的一项空白。
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我国早期生物学工作者开始了大规模的植物采集与研究活动。如执教于北京大学的钟观光，从各省采集植物标本数千号，奠定了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的基础；钱崇澍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植物标本室，研究江苏全省植被；陈焕镛于金陵大学森林系创设树木标本室，对各类树木展开专项研究；任教于东南大学的胡先骕，1922年率队入浙江及江西内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采集工作。
在这些早期生物学者的努力下，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宣告创立，下设动、植物两大部，植物部由胡先骕、钱崇澍主持，动物部由秉志等人主持。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现代生物研究机构，它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生物科学的发展。
不久，我国第一部大学动物学教本——《近世动物学》由薛德焴编译出版，一些地方院校如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也纷纷添设生物学系。生物学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发展步伐也大大加快。
1927年，中国自然科学社宣告成立，并着手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接着，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秉志、胡先骕等人又在北平创立了著名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分设植物与动物两部，由胡先骕、杨帷义、寿振黄等人负责。初期，调查所主要在河北省进行标本采集工作，后得到基金会的帮助，力量日益壮大，出版了《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专刊，成为国内生物学界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