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德育理论的同时，结合当时我国的社会背景和学校实际，我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教材，在教育学教材中都要涉及德育原理的内容，开始了德育原理的初步探索。
一、“大教育学”中的德育原理
在“以俄为师”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和一些大学教育系教育学研究室(组)编写的教育学教材，都继承了苏联教育学教材的体系。但结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一些教材的某些内容有些差异。例如，在教育性质上，我们特别强化“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但后来的教育学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教育学的模式，一般仿效苏联的教材把德育原理部分的内容作为“第三编”,称之为“教育论”或“培养论”。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德育的意义和任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学生意志和性格教育，学生集体主义教育，共青团、少先队和学生会组织等。
二、德育理论的初步探索
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介绍与学习苏联的德育理论之外，国人也根据我国实际，撰写了德育原理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图书馆1980年所编的《教育论文索引》,1949—1956年全国共发表思想政治教育论文1140余篇，爱国主义教育论文209篇，自觉纪律教育论文700余篇，集体主义教育论文540余篇，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论文170余篇，青年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论文220余篇。①主要有：徐特立的《论国民公德》(《人民教育》,1950.7);胡易的《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新教育》,1951.3);陈友松的《学习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光明日报》,1951-07-24);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新民主主义论研究会的《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棠棣出版社，1951);王焕勋的《论新中国的道德教育》(《教师月报》,1951.7—8);教育资料丛刊社的《学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徐特立的《论爱国主义教育》(群众书店，1951);赵敏政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半月刊》,1954.21-24);章炼烽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55.4),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