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治国家要推进共同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提供某种制度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共同体能够确定自己的共同命运。市民社会使人们(总之是指男人)有可能依据他们的私人决定而行动，当然它最终有可能产生对共同体有利的后果，但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共同体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以一种自我意识的、理性的方式来决定并追求它的共同目标。因此，政治性的国家结构才是必需的。
黑格尔认为，政治自决——即共同体的政治自决——代表了共同体的共同善的最高“形式”。他认为，在同一个自决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构成了人们所能享受的最高的实际善(参见PR,§§153R,258)。至少从这一方面来说，黑格尔是一位共和主义者。有关古希腊民主制与罗马共和国，黑格尔最为崇拜的是，它们都实现了政治自决之善。在他看来，现代政治国家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结构使得它有可能实现这种共和主义的理想，同时又与现代性的基本条件不相违背，这种基本条件包括必要的官僚制，以及人们投身于自己的私人事务的需要。
黑格尔认识到，一个现代共同体具有一系列真正的共同目标的观念是很成问题的。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化的力量(PR,§§182Z,184,Z,185Z;VPRHO,567,570,574)。他认为，它的社会生活形式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与观点，这正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但是，他也认为，现代政治国家提供了某种制度框架，在这种框架中，现代社会世界的不同部分——实体性等级、贸易与工业等级与普遍等级——能够走到一起，贸易与工业等级中的不同同业公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得以克服。事实上，黑格尔认为，将这些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正是国家的一个主要任务。
还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黑格尔认为，共同体的共同目标本质上是特定的集体慎思过程的产物。它们之所以是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就因为它们是通过集体慎思的过程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力图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决定它的目标是什么。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一集体慎思的过程，现代政治共同体才使自身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一个具有一系列政治目标的政治共同体。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治国家为这种过程的发生提供了某种制度结构，从而使这种集体慎思的过程成为可能。
现代政治国家作为一个重要领域，具有推进共同体的共同善的特征，但这并没有穷尽它的所有特征。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治国家最突出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它能使其成员追求私人利益，其次，它能将这些私人利益(“特殊性”)与共同体的共同善(“普遍性”)统一起来(PR,§260)。现代政治国家通过维护并支持与其不同的一个社会领域——即市民社会——使其成员能够在这一领域之中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治国家包含了这一领域，正因为这一特征，它能够很好地与古典国家区别开来。当他说在这些国家中“特殊性还没有解放出来”时(PR,§260Z;
VPRHO,717),他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古代国家并不包含市民社会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人们被赋予了特殊性，“有权全面发展与表达自身”。在黑格尔看来，古代国家也没有“特殊性的自足发展……如果古代世界的国家中出现了这种发展，只会导致伦理的堕落，也是它们垮台的最终理由”(PR,§184)。从这种观点来看，现代政治国家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与古代国家不同，它包含了一个特殊性能够“获得解放”的领域(PR,§260Z;VPRHO,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