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为什么认为贫穷这一现代问题，以及群氓的产生，均对和解方案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黑格尔看来，贫穷与群氓的产生是市民社会的固有特征。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个人堕落与邪恶而导致的，它们的出现也不是由于市民社会这一领域所具有的纯粹偶然的不完善性。他认为，只要市民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正常运作的话，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参见VPRW,138)。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市民社会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因此，富人变富就要以穷人变穷为代价(PR,§195)。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一般都会导致分工越来越专门化，这必将使得更多的工人进入到那些沉闷、报酬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中去(PR,§243)。其中有些人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群氓(PR,§244)。而且，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现代经济同时伴随着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人们所生产的商品远远超过市场的需要，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就会缩小或倒闭，这也会使很多人丢掉工作，步入贫穷(PR,§245)。黑格尔还认为，贫穷的存在与群氓的形成决不是经济运行的一种障碍，它与经济的畅行无阻是完全相容的(PR,§243)。事实上，市民社会自发产生了一个极富阶层与一个极贫阶层，所以黑格尔才悲叹，市民社会是一个“极度富裕又极度悲苦”的地方(PR,§185)。
我们回想一下，黑格尔论证了，战争包含了某种救赎(redemption),并且离婚或战争都对和解问题构成了障碍。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黑格尔看来，相比离婚与战争，贫穷对和解问题构成的障碍要严重得多。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此予以质疑。我们可以质疑，战争是否真的具有黑格尔所赋予的那种更高的教育功能。即使我们都同意，战争具有这种功能，我们依然可以质疑，这种功能是否是战争在通常情况下都具有的。同时，我们也有可能不会像黑格尔那样乐观地认为，我们总是能够知道事物的价值。我们可以质疑，黑格尔认为战争向我们揭示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认识它们。政治共同体的存活可能没有保存公民生命来得重要。政治共同体的善有可能会被战争所必然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所淹没。黑格尔认为战争具有一些治疗性功能，我们也可以对此提出类似的质疑。战争真的能够恢复国家健康的伦理生活吗?即使我们假定它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真的能构成对战争的充分辩护吗?我们同时也可以对黑格尔战争观的其他方面提出质疑。
但是，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赞成黑格尔对战争的好处所做出的一些基本假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认为战争具有一种救赎性功能。不过，很明显，黑格尔并没有努力去表明贫穷也具有这种救赎功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根本就没法做出这种努力。贫穷根本就不具有救赎功能。为什么相比战争对和解方案所造成的问题来说，贫穷对和解方案所造成的问题严重得多，原因就在于，贫穷代表了一种严重的、没有救赎功能的社会的恶。
黑格尔反对赋予贫穷以某种救赎功能，这只是把贫穷与战争区别开，但还没有把贫穷与离婚区别开。为什么贫穷对和解方案构成的障碍比离婚对和解方案所构成的障碍更严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