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人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存在，首先我们是说他们本质上是自我解释的。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具有某种(精神性的)能力能够形成对他们所是的那种存在(thekindofbeingstheyare)的解释，同时，人还具有某种(精神性的)目标，即理解他们所是的那种存在，并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安排与文化中将这种自我理解客体化。这种自我解释的活动正是他们所是的那种存在的特征，自我知识的目标也正是他们所具有的目标，因为他们是其所是的那种存在。而且，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自我理解而得以界定或构造的。他们的“精神实在”(geistigeWirklichkeit)构成了在他们的生活形式中得以表达的自我理解。
当我们说人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存在，其实我们也是在说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与文化性的。黑格尔认为，人只有在人类共同体中得到养护与社会化，并且积极参与共同体的活动，他们才能够将自己现实化为精神性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因此，黑格尔说，“人将其全部的存在归功于国家(例如，政治组织共同体),仅仅处于国家之中，人就具有了自己的本质。无论他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与精神实在，最终所依凭的都只是国家”(VG,111/94,翻译有所修正)。如果单纯从自然或生物存在的角度来看，人还不是精神性的。一个正常的人类婴儿只有在人类共同体中才会变成一个精神性的存在，除非人得以社会化，除非人要经受Bildungsprozeβ(一种教育与文化同化的过程),否则他不会将自身现实化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也正是黑格尔说如下这段话时所表达的部分意思：“人只有通过教育与训导才能实现自身；他当下的存在只是包含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如变成理性的与自由的),也只是给自己施加了一种使命与责任，即他必须实现自身。”(VG,58/50)
人作为社会与文化存在的观念与他们是自我解释的这一观念是紧密相关的。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获得了非常关键的自我理解，这是他们在(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中成长的结果。“个体不会发明他的内容(如对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自我理解),而只是已经存在于他之中的(并且源于共同体的)具体内容被激活了而已”。(VG,95/81)
在黑格尔看来，说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与文化性的，还指向另一个层面，即他们最深层的、最重要的需要与目标是以社会的与文化的方式形成的。黑格尔并不认为人是那种虽具有意动性的，但整个心灵是白板一块的存在者，似乎他的需要完全只是社会化的结果。他认识到，人在进入社会与文化世界的时候，已经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欲望、需要与冲动。但是，他认为，这些冲动、需要与欲望又会受到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塑造与调整，这些经过文化塑造与调整了的冲动、需要与欲望反映出在这些制度中得以体现的自我理解。黑格尔也认为，人所具有的最深层的需要与目标也存在于参与特定形式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之中；在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相关形式可以在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中找到，文化生活的相关形式可以在艺术、宗教与哲学中找到。
黑格尔也相信，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在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安排中得以表达的自我理解不断变化，人类的需要与目标也会不断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每个人总会发现自己有义务去追求某种根本利益；他存在于某种特定的国家中，信仰某种特定的宗教，对于何谓正当的、何谓伦理上可接受的具有一系列特定的知识与态度。他所能做的就是，选择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的东西。”(VG,52-53/46)黑格尔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PR,[13)因此，黑格尔关于人的概念极具文化性与历史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