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能够使他的第二种表达被赋予很大的力量：即在变成现存的过程中，合理性(事物内在的合理趋势)变成现实性，也正是在变成现实的过程中，现存的变成了合理的。在第二种表达中，问题有些复杂，因为黑格尔所讲的“现实的”意思也正是(他专业术语意义上的)“现实的”。当他说合理的变成现实的，部分意思是说，正是从能够更充分地在现存事物中得以实现的意义上，合理的变得更为现实。当他说现实的变成合理的，部分意思是说，正是在能以一种更充分的方式实现其本质的意义上，现实的才变得更为合理。
这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两种不同的表达与权威表达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前两种不同的表达说的是必然发生的东西、必然发展成的东西与必然变成的东西，而权威表达说的是事物本应所是的东西。这种比较的修辞效果是非常大的。这种比较也可以看成在哲学上较为基本的。权威表达可以轻易地解读为直截了当地断言了当下的合理性，与之不同，后两种表达似乎暗示了未来——不是当下——才是合理性的真正所在地。权威表达似乎把现实的合理性表达成了一种静止的状态，与之不同，后两种表达清楚地把现实的合理性看成一个过程。而且，从黑格尔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来看，后两种表达都可以被解读为黑格尔对普鲁士改革时期的乐观主义。同样，权威解释就可以被解读为拥护普鲁士的王朝复辟。而且，后两种表达可以直接地被解读为对政治改革主义的集中表达——在一般意义上表达了社会变革是必然的且合理的——而权威表达可以直接被解读为对政治保守主义的集中表达——在一般意义上表达现状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这些差异非常醒目，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哲学意义很容易被夸大。①权威表达并不意味着要否认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合理性或现实性。权威表达假定了，社会制度的现实性与合理性都能通过过程得以实现，也正是根据这些过程，社会制度才能维持与繁殖自身。例如，家庭通过抚养其成员从而维持并繁殖自身，使社会成员能够按照维持且繁殖家庭的方式(完成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采取行为。黑格尔相信，正是因为发生着这些社会繁殖过程，合理的才是现实的，现实的才是合理的。尽管权威表达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它预设了这一点。其他两种表达是向前看的，而权威表达并不如此，但是这两种表达并没有直接否认当下的合理性。当下是不合理的，而未来会变成合理的，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讲并不属于黑格尔。黑格尔极为反对如下看法，即合理性(或理念，或神)只能在当下之外的地方——在某种超越之境中——才能找到。这两种表达确实表达了对未来的某种乐观，但是这种乐观必须通过植根于当下的基本真理之中才能得以理解。这里给人的印象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即当下的时代包含了令其毁灭的种子(像资本主义),而是说当下包含了它自我发展的种子。整个视角是改革主义的，而非革命主义的。尽管权威表达的语言是静态的，但与其背后所潜藏的理性概念相比，在其他两种表达中出现的理性概念并不缺少活力。
事实上，在关于对偶格言的这三种表达中，发生作用的基本理性概念是一样的。除了其他东西以外，理性也表现了社会世界要变得更为合理的基本趋势。根据黑格尔的看法，社会世界要变得更加合理，关键的一点就是社会安排要慢慢能反映出那种更为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
黑格尔认为，这种转变是通过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发生的，即他所讲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世界历史的第一个阶段都由某个确定的民族原则(Volksgeist)所代表的，既可以表现在具体形式的家庭、经济与政府中，也可以表现在具体形式的艺术、宗教与哲学中，这种民族原则与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自我理解是相一致的(VG,74-75/64)。任何民族，只要它的民族原则与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自我理解相一致，那么它就会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参见VG,59/51-52)。它的世界历史的任务就在于发展它的民族原则(VG,67/58);在发展这一原则的时候，它要推进人类精神的自我理解。只要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完全发展了它的民族原则，它就会进入一个衰落期，发展一种更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的任务就会转到另一个民族那里(VG,69/60)。世界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不断变得更为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的连续性是相一致的，这种人类精神概念是通过不断相续的、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进行发展的。那么,社会世界变得更为合理的这一基本趋势，就在于它倾向于能够发展出一些与不断变得更为充分的人类精神概念相一致的社会安排。当黑格尔把理性描述为一种“无限的力量”时，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趋势(VG,28/27)。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有许多层意思，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通过世界历史的过程，以缓慢的、更为充分的方式将自身现实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