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要考察贫穷问题对于黑格尔的和解方案所具有的含义，并以此结束本章以及对贫穷的讨论。我必须考察的具体问题是：贫穷问题依旧不可解决，但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社会世界不是家?和解方案是否由于贫穷问题而导致失败?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穷人(包括群氓)的境况，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紧迫。我们回想一下，黑格尔将贫穷定义为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人们缺乏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与资源。这也就意味着，穷人(在客观上)根本不能够参与现代社会世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将自身实现为个体与社会成员。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是异化了的。而且，他们不仅是主观异化的——就像有反思能力的资产阶级成员，构成了黑格尔的最基本的读者——同时也是客观异化的。正如黑格尔所表达的，贫穷的真正之恶在于，贫穷意味着异化。贫穷是一种异化的环境。穷人在社会世界中，但不能在家中。他们不能获得和解。
至于黑格尔是否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可能存有疑问。我们可以认为黑格尔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原因在于，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贫穷是一种异化的环境。目前，仅就这一考虑本身来说，它还不是特别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黑格尔构造和解方案的方式，它就能获得一定说服力。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黑格尔似乎清楚地认为，现代的异化问题是主观异化，而不是客观异化。正如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他似乎也认为，那些需要和解的人都是有反思性的资产阶级成员，而不是穷人。如果黑格尔清楚地把贫穷问题看成是异化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贫穷问题在和解方案中应当占据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如果黑格尔的方案是清晰的，那么主观异化——而非贫穷——才是它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另外，黑格尔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贫穷问题是异化问题，这也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我们据此可以认为，黑格尔并没有清楚地认为贫穷问题是异化问题。
黑格尔没能把贫穷理解为异化问题，这种看法似乎特别令人吃惊。因为人们通常认为，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①我们应当说，确实有很多理由可以使我们认为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就理解了这一点。黑格尔关于异化的一般观念，以及黑格尔对贫穷本质的具体说明，都可以使我们直接得出贫穷是一种异化形式的结论。而且，贫穷具有的一些特征最使黑格尔感到困惑，正因为贫穷具有这些特征，它才能被认为是一种异化形式。然而，黑格尔有可能没有理解或完全把握自己的观点所具有的含义。贫穷是一种异化形式，这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这对黑格尔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贫穷是一种异化形式，黑格尔虽被这一事实深深困扰，但是黑格尔并没有清楚地、明确地理解正是这一点困扰着他。
如果说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贫穷是一种异化形式的人是马克思，而不是黑格尔，这也不完全令人惊讶。马克思的主要问题毕竟是无产阶级的客观异化，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异化。事实上，问题从资产阶级的主观异化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客观异化，也正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
事情极有可能是这样的，马克思发现了贫穷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异化形式，同时他的这一发现影响到了其后的思想家们理解贫穷问题，从而使得我们今天也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贫穷问题。②因此，我们可能在读了马克思之后，很容易就认为黑格尔把贫穷理解成一种异化形式。如果说，相比黑格尔，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贫穷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是异化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黑格尔聪明，这要得益于我们对马克思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