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前两个因素，关于第三国因素的相关分析则更加缺乏。唐礼智和刘玉通过引入“邻国”因素，构建了包含对外投资与政治风险两个因素在内的理论模型，从而解释了邻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模型显示，邻国政治风险的溢出效应越大，厂商所采取的政治风险防备策略水平越高，厂商利润越低。因此，评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政治风险时须同时考虑邻国政治风险的溢出效应。随后，他们借助2003—2015年中国对1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海外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若考虑到邻国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邻国的腐败程度控制、内部冲突减弱、外部冲突减缓以及宗教氛围自由都会对东道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他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应对措施。①李勤昌和许唯聪从空间效应视角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全域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解释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外投资合理布局的重要性，同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投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但是同时存在全域空间布局失衡问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潜力并未得到完全发挥；同时存在挤出效应。他们对如何合理布局提出了相应对策。②
“一带一路”投资动机不同，影响因素也会有显著差异。目前，已有关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外投资动机的研究，主要是以研究区位选择或者东道国制度质量为主线，将中国对外投资动机作为切入点，分别分析差异性动机对于研究主线的差别作用。例如，杨亚平和高玥从制度距离以及海外华人网络视角入手，利用2003—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选址时，正式制度距离具有“非对称性效应”;我国企业具有差异性制度距离偏好。例如，技术研发型投资偏好正向制度距离大的国家，而商务服务型以及当地生产型投资则显示出规避负向制度距离大的国家的趋势。①黎绍凯和张广来兼顾投资动机以及风险规避的研究视角，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以及其优化选择，从区位选择以及投资规模两个角度，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对中国投资进行优化决策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②彭冬冬和林红主要研究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但是该研究是在差异性投资动因基础上进行的，实证部分采用的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成本导向型以及工程承包型投资，综合制度环境优良的东道国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而中国资金更倾向于流入法治水平较低的东道国。①
2.“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在近些年形成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总体的风险和防范对策分析、法律风险防范、环境风险防范、财务风险防范，以及以不同对外投资企业、项目或东道国为对象进行的风险防范分析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