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因素是对外投资理论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许陈生和陈荣关注东道国领导人风格对于“一带一路”投资的影响，从非线性关系方面探讨了权威型领导人和民主型领导人之间的差异。①程中海和南楠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分析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特别是分析了对外投资的效率以及潜力，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中国对其投资的潜力越大，体现了中国投资的“制度背离”现象。②田原和李建军从资源和制度视角入手，采用面板模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具有“资源寻求”动机；中国投资更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表现出“制度风险偏好”特征；可是同时分析这两个视角，又发现中国投资并非真正偏好制度风险。③胡必亮和张坤领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关系，他们以12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尚不显著,当按照制度质量划分东道国类别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促进了低制度质量国家对于FDI的吸引力。④赵明亮分析了国际投资风险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的影响。他通过对引力理论模型进行拓展，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借助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水平不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经济自由度会显著促进对外投资。文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①张友棠和杨柳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税收数据为样本，编制了国家税收竞争力综合指数，测度研究对象国的税收竞争力水平，通过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②
在母国因素方面，研究较少。龚静和尹忠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研究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他们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数据，借助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我国产业结构一直不断优化，而这进一步导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张。随后文章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③
有学者考虑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是否显著影响跨国投资规模。吉生保等人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他们首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地理距离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该类距离明显较中美之间的距离更近；随后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以及文化距离对于中国对外投资起到抑制作用。①刘晓凤等人研究了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将国家距离分为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以及与全球连接等方面，对于各类国家距离进行统计、标准化分析，同时借助回归分析，探讨其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②张瑞良从制度距离视角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他通过使用拓展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距离可分为管制性制度距离和规范性制度距离，这两类距离负向作用于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中国企业选择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其制度距离的影响反而更大。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