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著名学者也纷纷发表意见，肯定郭店竹简与子思或思孟学派的关系，为思孟学派研究鼓动声势。李学勤先生撰文介绍了竹简的内容与墓葬的情况，提出“郭店简这些儒书究竟属于儒家的哪一支派呢？我以为是子思一派，简中《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他对郭店竹简中简长32.5厘米的一组文献，包括《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共六篇，结合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证，认为“竹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儒书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连，可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并指出：“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的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大学》中提出的许多范畴，如修身、慎独、新民等等，在竹简里都有反复的论述引申……由此可知，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5]庞朴先生则着眼于儒家思想的发展线索，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对思孟一系的心性说做了有益探讨。他认为，孔门后学“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郭店竹简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内求索的方向，“这批竹书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6]姜广辉先生还对孔门后学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此来确定思孟学派的传承。他认为所谓的思孟学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而曾子一系属于重孝道的“践履派”，“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在家庭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认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是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并无事实根据。此外，还有子夏一系的“传经派”和子张一系的“表现派”。[7]姜广辉先生根据新出土的竹简资料，对儒家道统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并非是由理学家所宣扬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真传，而是“由‘大同’说的社会理想、‘禅让’说的政治思想和贵‘情’说的人生哲学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主要由思孟学派所倡导、发扬，并在今日依旧显示出积极的意义。[8]此后，思孟学派的研究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相关文章不断出现，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一时有成为当代“显学”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