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使人们对“子曰”产生普遍怀疑的话，那么，重新审视、考察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子曰”，则无疑与“走出疑古”的提出密切相关。不过，“走出疑古”虽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共识，而如何“走出疑古”，或“走出疑古”之后将何去何从，仍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28]冯氏视“释古”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方向，这一点曾被学界广泛接受。然而近些年来，有学者却对“释古”之说提出质疑。如廖名春先生认为：“‘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都是指对记载中国上古史的古书的认识。这种认识实质就是对作为中国上古史传统史料的古书的可靠性的认定。而‘释古’虽然说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认为‘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到底是‘信’还是‘疑’，总得有个说法。因此，‘释古’离不开‘信’或‘疑’，没有对古书的‘信’或‘疑’，‘释古’就无从‘释’起……‘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同类问题，不具可比性。”[29]郭沂先生也认为：“‘释古’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它和‘信古’、‘疑古’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所谓‘信古’和‘疑古’，都是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的判断，而从‘释古’一词本身则看不出这种判断。当然，冯对这个词是作过定义的，‘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我不禁要问，有哪一种史料研究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呢？难道‘信古’不是‘释’古，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难道‘疑古’不是‘释’古，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在郭沂先生看来，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正古”：“所谓‘正古’，就是‘修正’传统古史学。‘修正’传统古史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这其实已包含了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因而可以同‘信古’、‘疑古’相提并论。”[30]看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古”，是“正”，是“释”，是“疑”，仍是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