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林斯认为：“至少在许多被不适当地称作‘生存的经济’中，物质稀缺并不是其中的运作原则。……‘稀缺是现代经济的创造和市场工业体系的驱动原则。’狩猎社会和采集社会并不必然就是贫困的社会，与现代工业的劳动者比较，即使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下，猎人和采集者也未必是‘努力工作’的典型。”克拉斯特雷斯的下列观点与萨林斯极为相似：“在‘原始社会’，人们并没有强烈感觉到物质生产扩张的需要。阶级分化社会的出现可能为生产的扩张带来了新的压力，但这通常体现在剥削阶级‘榨取’能够获得的资源上。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才会形成对生产力持续扩张的强调和能力。”[20]在吉登斯看来，他们二人的观点都表明，生活在原始的狩猎社会和采集社会的人们，并没有扩张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压力。即或是在阶级分化社会中，这种压力也只是来自阶级剥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剩余生产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把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扩张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是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
吉登斯完全赞同萨林斯和克拉斯特雷斯的观点。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装置，无论怎样，它总能提供使社会总体变迁的深层根源得以显露出来的答案。依据这些词语，也无法理解社会构成的矛盾特征——除非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对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资本主义才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出现了经济领域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制度性分离”，从而使“‘生产’或者‘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迥异于阶级分化社会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到来后，生产力才成为“社会变迁的发动机”。[21]而在此之前，“在它们与工业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之前，重大片断转换（episodictransitions）发生的原因并不是生产力”[22]。例如，从“部落社会”向“阶级分化社会”的所谓“片断转换”，就不是生产力推动的结果。
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情况，吉登斯完全同意克拉斯特雷斯的下列判断：“情况表明……新石器革命——尽管它对那时的人类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秩序的倾覆……具有决定性的是政治突变，而非经济变迁。在人类的史前时期，真正的革命不是新石器时代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因为前者很可能使此前的社会组织保持完好无损，后者则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神秘的东西，它对于原始社会来说不可避免地是致命的。”[23]这样，吉登斯就把“政治革命”确认为从部落社会向阶级分化社会转变的内在动力。至于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南美洲的前哥伦比亚帝国”的情况，他说：“我们发现了马克思赋予极端重要性的东西：生产力的扩张或者说人类支配自然能力的扩张；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书写、科学、法律典籍以及其他各种新奇文化现象的兴起，尤其是国家的形成。”[24]这就表明，对社会历史变迁而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是重要的，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兴起同样是重要的。
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首要性仅仅适合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相信，尽管在马克思那里“有许多错误、含糊和不一致”，但“对于任何试图理解18世纪以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巨大转变的人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分析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核心”。以此来看，“无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多么根深蒂固的缺陷，它仍然是任何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出发点”。[25]
总之，在吉登斯看来，把生产力作为社会演化的动力源是错误的。社会发展是一个“片断特征化”（episodiccharacterizations）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特定的“结构性转换”（structuraltransformations），而后者的动力源并不是或不仅仅是生产力。“如果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这样的构想，即人类社会历史可以根据生产力的逐步提高而获得理解的话，那么，其建立的前提就是虚假的，而且最终抛弃它的时候已经到来。”[26]马克思主张“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推进器”，“强调生产力在社会组织及其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首要地位”，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reductionist）。[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