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经说法，是传播宗教思想的活动。佛经本是用梵文写成，译成汉文才能为汉族人接受，因此精通梵文与汉人的西域僧人便纷纷致力于译经事业。东汉以迄三国，译经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多为梵文节抄本，对于许多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晦涩欠通。然而自西晋以来，大量佛教开始被翻译过来，到南北朝末期，共译出佛经近千部，几乎囊括大小二乘、空有、性相、经、论、律等不同体系的经典。同时译文质量有很大提高，对佛教经义也能详加考辨，力求用准确而生动的汉文加以表述。由于佛教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译经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如后秦国主为支持鸠摩罗什译经活动而建立了多处大型译场。类似例证已在前引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东晋时期，南渡的北方高僧在与崇尚玄学的名士交往过程中，又把玄理援入佛学。这样就为佛教的中国化准备了条件。南北朝时期，讲经说法已成为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高僧传》中常见某些高僧在讲经说法时，僧俗弟子听众有成千上万之多的记载。如南齐时法通有“白（俗）、黑（僧）弟子七千余人”。梁代僧祐每讲律学，“听众常七八百人”，“凡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138]。《洛阳伽蓝记》讲，北魏洛阳秦太上君寺“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南朝时，不但僧人参与讲经，而且皇帝也被卷入进来。中大通五年（533年），梁武帝在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讲《金字摩诃波罗经》。听众“自皇太子、卫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王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139]。可见声势之大。
布施投献，是僧侣为维持和扩大寺院经济来源，要求社会各阶层捐献不动产与浮财的宗教活动。当时参与布施投献的信徒，几乎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上至皇帝后妃、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投献物有土地、房屋和钱币、贵重物品等。《续高僧传》讲西魏文帝于京师立大中兴寺，特赐“昆池云南，置中兴寺。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南朝梁武帝一次赐给大爱敬寺寺田八十顷。梁中书令徐勉将自己田产中大部分施舍给宣武寺。无论南方北方，达官富室舍宅为寺的都很多。至于一部分百姓，则往往“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140]。南朝佞佛最厉害的梁武帝多次向寺院布施钱财。前讲中大通五年的那次四部大会，“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舍“三百四十三万”，六宫舍“二百七十万”，“朝臣至于庶民，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141]。梁武帝还四次舍身为寺奴，每次要朝臣以“亿万钱”将其赎回。北朝高齐竟将国库的三分之一施舍给寺院。寺院为获布施，还鼓励僧人焚身。有关僧传记载了很多僧人焚身以求布施之事。如刘宋竹林寺释慧益烧身，“帝亦续至，诸王后妃，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解宝，不可胜计”[142]。北周僧崖烧身，“于时人物喧扰，施财山积”[143]。在讲经中途，僧侣有时也会突然鸣刹注疏，强索布施，少者十万，多者百万。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是在瓦官寺听讲时注疏百万的，到寺僧隔日去家勾疏索钱时，他因无力偿还只得去寺中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