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105天，或106天，恰逢清明的前夕。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要禁火寒食。先秦时期已有禁火的记载，《周礼·司烜氏》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司烜氏是掌火之官，每年春季第二个月要到各地巡视执行禁火之令。古人认为，火星不久将出现在昴宿之南，此前禁火可以减弱火星的锐气。后来人们又把寒食节同纪念介子推联系起来。介子推，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他曾助晋文公复国，功成后归隐于山。文公无奈，焚山欲使之出，结果不幸被烧死。乡人怜之，遂有寒食之俗。桓谭《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显然寒食习俗的形成与人们崇尚介子推的人格有很大关系。三国时，曹操在《明罚令》中禁止寒食。他认为，这种风俗不利于人体健康，对于身体虚弱的老人和小孩，更是如此。然而尽管有严厉的处罚，却收效甚微。西晋十六国，寒食之俗反而更加兴盛。后赵石勒也曾下令禁止寒食，然不久天降冰雹，人们遂把天灾与禁令联系起来，结果仍是不了了之。北魏的禁寒食之举，同样匆匆收场。寒食期间不能生火做饭，故人们只吃冷食——炒米或醴酪。所谓醴酪，是将粳米或大麦熬成酪状，再加杏仁后形成的块形食品。
寒食节本与清明毫不相关，前者是个名人纪念日，后者才是节气。南北朝之后，清明逐渐取代寒食，大约由于两个日子接近的缘故。这种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节日习俗存亡更替的规律。
端午，即五月五日。端午与夏至有密切的联系。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在时人心目中，夏至是“阴阳争、死生分，血气散”的季节交换时间。由于夏至的存在，整个五月都被看做不吉的时期。汉魏之际，应劭著《风俗通义》，内中有很多“恶五月”的民谚：“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房，令人头秃”，“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在《论衡》中也说过：民间“讳正月、五月生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为什么时人对五月如此忌讳？显然与季节转换有关。五月正处春夏之交，蚊蝇蜂起，百病丛生。古代医疗水平很低，人们不能适应季节交错，易于死人，所以不能不对五月产生畏惧心理。端午立节的主要目的是逐疫，所以人们在这一天要佩戴五彩丝，在门上挂避瘟的饰物。端午作为恶月恶日，人们没有任何游乐庆贺的心情，相反倒是害怕冲撞了邪恶与瘟病，故整日小心翼翼。南北朝时期，防病水平提高，人们对端午的恐惧心理开始有所减弱。到隋唐时，端午则逐渐演变成以娱乐为主的节日。
前面已经讲到，在江南有端午进行龙舟竞渡的习俗。竞渡也是一种祭祀水神的活动，人们借此乞求水神保护，以期风调雨顺。除屈原外，当时端午受祭的名人还有伍子胥、勾践等人。时人认为，含冤而死者，戾气深重，祭祀他们可以平息戾气，防止危害活人。
粽子是端午日最为人熟知的食品。《荆楚岁时记》：“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避水厄。”在《续齐谐记》中，梁人吴均明确讲用于纪念屈原的投江之物有粽子。粽子，古称角黍。它本是祭祖的供品，后来人们不断加以改进，添入各类果实、草药，使之成为美味的小吃。
七夕，即七月七日。这原来是古人的曝日。七月骄阳似火，人们选择这一天将家里的衣服和书籍，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以杀死虫蠹。汉魏之际，司马懿称病不应曹操的征辟。后来曹操探知他曾在七月七日曝书，遂再下辟书。司马懿欺瞒不住，只得被迫应召。晋代有个叫郝隆的名士，看见邻居七月七日晒衣服，便躺在地上晒肚子。别人很奇怪，他回答说是晒腹中之书。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见同族中人晒锦绣衣服，便“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