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成仙术。教徒生前或居山或住岛，死后用崖葬或水葬的形式以达到成仙的目的。有的学者发现，四川崖葬流行的汉末到南北朝，正是道教在此地最为普及的时期，两者之间有着种种的联系[102]。崖葬的选址在远离地面的山崖，与天相接，显然象征着天堂和神仙的世界。崖葬暗喻着死者可以升天成仙。在崖穴雕刻的题材中，屡见楼阙、云气纹、玉胜、三足乌、凤、麒麟、朱雀导引成仙、伏羲女娲、应龙等图案。这皆是人们想象中死者飞升成仙的伴侣或天堂的景物。在四川崖穴中还发现了许多符号和组合性文字，也与道教早期的符箓有关。崖葬的许多俗名，如仙人趺、仙人山、升真洞、仙蜕岩、换骨岩、仙岩等，也与道士死后飞升成仙有关。在道藏经典《录异记》中，成都天回山和仁寿的东汉崖葬穴都被视为仙洞。在后世的道教文化中，有“洞天福地”之说，即把崖穴山洞看成是得道升天的场所。东晋五斗米道道首孙恩，长期居住海岛，其道徒则视水葬为登仙之途。孙恩在会稽起事后，“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孙恩起事后，“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以后卢循承继孙恩事业失败，同样“自投于水”[103]。
佛教主张火葬，佛祖释迦牟尼倡其先。他火化后的骨烬被称为“舍利”。佛教传入汉地后，僧侣的葬法并不一律，但对德行高深的和尚的遗骸，最隆重的处理方式，仍是火化。佛家的术语称之为“阇维”。《高僧传》记载名僧死后被火化的事例很多，如释法朗、释贤护、释普恒、释法琳、释法进、释僧富等人。其书卷十一称，释普恒佛法高超，“于是依得道法，阇维之。积薪始燃，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卷十二也讲，对德高望重的释法进“阇维之，烟焰升天，七日乃歇”。
另外，还有很多汉族人实行二次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频繁，客死他乡的人很多。活着的人为寄托思乡之情，往往对死者停柩，等待时机归乡，实行二次葬。三国时鲁肃由临淮东城徙居曲阿，“会相母亡，还葬东城”[104]；西晋东海王司马越死后，情况与鲁肃祖母类似。刘宋时，刘裕夫人臧氏先葬丹徒，后迁葬建康。南齐时，明帝下诏称：“去岁（建武二年）索虏寇边，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并送还本土。”[105]此类例证，在北朝还可以找到很多。天葬，本是人类最早处理同类尸体的方式，华夏人也不例外。《孟子·滕文公上》：“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后世伦理观念加强，露亲尸于野，为汉族社会各阶层所不能容忍。但是在一些佛教徒中，仍有主张天葬者。如南齐僧人释智顺“遗命露骸空地，以施虫鸟”[106]。
匈奴人大多实行土葬。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匈奴人土葬形式最初是葬尸于土坑，无封树，无葬具；秦汉以来受汉人影响，逐渐有封丘、棺椁和墓道[107]。鲜卑、乌桓葬法大体同于匈奴。《宋书·索虏传》：鲜卑人“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而羌、羯、突厥等族则用火葬。《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十六国时后赵国主羯人石勒“下书禁国人（羯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108]。《北史·突厥传》也称：“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而契丹、室韦、库莫奚等东北民族则实行树葬。《北史·契丹传》：“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同书《室韦传》：“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隋书·奚传》讲北朝时的库莫奚人，“死者以苇薄裹尸，置之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