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中，婚姻与丧葬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因此，不但相关的礼仪内容十分复杂，而且其中积淀的文化因素也极为深厚。至于各种世俗迷信，更是人们对当时尚无法认识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神秘化解释和处理手段。我们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俗、丧仪和世俗迷信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文化风貌的一个侧面。
一、婚俗与性观念
秦汉时期的婚俗，大体承袭先秦“六礼”之制。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六礼”不行，遂兴“拜时”。《通典》讲，“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六礼悉舍，合卺复乖”。北朝后期，政府重新厘定“六礼”之制。《隋书·礼仪志》称：“后齐聘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九品皆用，流外及庶人则减半”。所谓“六礼”，实际上是男女完成结婚过程的三个阶段：（1）“纳采”和“问名”，即通过“始相与言，采择可否之时”和“问女名将归卜之”两道手续进行相亲；（2）“纳吉”和“纳征”，即通过“归卜吉，往告之”和送“束帛”两道手续进行定亲；（3）“请期”和“亲迎”，即通过男女两家商量成亲佳期，然后迎新人过门两道手续，最后成婚。其实不管何时，对于“六礼”的执行，达官贵人之家往往比较严格，而一般小民则很难整齐划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不婚是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当时“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74]。“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子弟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75]，更怎么可能与之结亲呢？所以“婚娅沦杂，罔计斯庶”，在士人看来是“贩鬻祖曾”、“玷辱流辈”的丑行。梁代沈约上《奏弹王源》书，称“东海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满氏“士庶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沈约请求朝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并“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巳污之族，永愧于昔辰”[76]。故而一些衰陵士人宁可受贫，也不肯为“贾道”。《陈书·王元规传》讲：“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接强援。元规泣请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苛安异埌，则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
但是以儿女婚姻为“贾道”的现象，也并非少数。当时熟悉南北两地社会的颜之推曾讲：“卖女纳财，买妇输娟，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77]嫁女之家意欲得财，娶妻之室也想收礼，“为子取妇，恨其生赀不足。倚作舅姑之尊，毒口加诬，不识忌讳”[78]。甚至还有的家庭得聘赖婚，因而引起诉讼。晋人刘士由议论说：“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辱，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事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聘；其三绝者，再倍裨聘。”他还建议说：“女氏受聘，即日报板。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必十人已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79]可见赖婚悔盟之家，非常之多。北齐官吏封述为儿女聘财之事出尽了丑。他娶儿媳不肯如数送聘礼，还拿用于礼佛的供养像起誓，被女家嘲笑说：“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到为另一个儿子娶妻时，他索性恶人先告状，大骂人家女方太计较，说什么：“送骡乃嫌脚跛，平田则云碱薄，铜器又嫌古废。”[80]满口铜臭味。即使在地位严格的士庶之间，名门之后王源还不是为了土豪满璋之的五万钱，就答应嫁女给他家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