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朓（464—499年），字玄晖，出身贵族，世居京邑健康（今江苏南京）。曾任宣城太守，故世称谢宣城；又因与刘宋山水诗大家谢灵运同族，创作上也有继承关系，所以又有“小谢”之称。东昏侯萧宝卷永元元年（499年），被始安王萧遥光诬陷，下狱致死，年36。
《谢宣城集》
谢朓也以山水诗见长。他的山水诗吸收了谢灵运创作中刻画山水景物细腻逼真的优点，又不停留在对山水景物的客观描绘上，能把自己的身世之感、思乡之怀与朋友之情和山水交织在一起，从而得到和谐的统一。诗的结构紧凑，语言清新秀丽，明白流畅，避免了谢灵运晦涩、呆板的弊病，摆脱了玄言的尾巴。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怀哉罢欢宴。佳时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此诗作于出任宣城太守前夕。当时，南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作者为自己能获得外任，暂时可以全身远祸而感到庆幸。然而，京邑毕竟是诗人的故乡，那里有他的亲朋故旧，此去宦海沉浮，归期渺茫，不禁使他感到无限惆怅。谢朓的诗作还有不少为人称道的山水名句，不过也有些诗是“有句无篇”的。钟嵘在《诗品》中评价他“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善于发端，而末篇多踬”，显得“意锐而才弱”。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开篇“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气魄宏大，未尝不是佳句，但再往后就气短词弱了。
谢朓还写过一些小诗，虽无太大社会意义，然而语气凝练，音节和谐，意境隽永，耐人寻味，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四、南朝后期的诗风
梁陈时期，诗歌内容贫乏空虚。统治阶级追求的是荒**腐朽的生活以及弥补精神空虚的佛教经义，对国家安危和民生疾苦无所关心，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现实生活的反映。充塞在他们作品里的内容，乃是一些日常生活事物。如歌、舞、风、云、春、秋、花、柳、镜、筝等，即便是这些东西，也绝少寓含一点有关人生意义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内容轻艳，格调低下。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曾写有大量此类作品，并下令群臣唱和，当时称这类作品为“宫体”。宫体诗作者们把笔锋围绕在女子身上，把女子的晨妆、夜思、看画、心情、睡眠神态乃至生活的一切，都作为用心刻画的题材。号称“一代文宗”的徐陵，还奉萧纲之命，编集《玉台新咏》一书，专收艳情诗，以示宫体诗的“源远流长”。上起汉代，下迄于梁，凡略微涉及女性的诗篇，都被网罗其中。许多前代珍贵的珠玉，居然都与当时腐臭的泥土混积在一起。只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最早见于此书，稍有保留这篇卓越民歌的功绩。
陈后主陈叔宝也是一个大力提倡并制作宫体诗的君主。在他周围，集中了大批文士，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经常唱和游宴。作为一个封建皇帝，陈叔宝并无可足称道之处，但却颇有文才。他所作的艳诗，深为后人所讥，而《玉树**》一曲，更被称为“亡国之音”。
五、北朝诗文举要
五胡十六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绵，诗文创作十分寂寥，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后，社会才逐渐安定下来。此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文学事业才有较大起色，一时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洛阳之下，吟风成群，颇有南朝气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温子升、邢邵、魏收3人，号称“北地三才”。只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15]，有成就的作家不太多。
温子升系晋大将军温峤之后，历仕北魏和东魏，其诗作今存11首，以乐府《捣衣诗》影响为大。文章传世较多，但不重藻饰，内容有欠精彩。
邢邵少居洛阳，历仕北魏、东魏和北齐。今存诗8首，风格颇类南朝齐梁，乐府《思公子》和诗《三月华林园公宴》是其代表作。
魏收由魏入齐，官至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曾奉诏撰《魏书》，曲笔讳饰，是非颇多，被人讥为“秽史”。收工诗善赋，今存诗13首，多模仿南朝风格，浮艳**靡，如《美女篇》《永世乐》等，与宫体诗如出一辙。
北魏时期，两部著名的学术性著作《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兼有文学性特征，是优秀的散文作品。
《水经》原是古代一部地理书，记录全国主要水道，文字非常简单。郦道元为其作注，不仅说明原文，而且根据自己的见闻和其他资料，对它加以订正、补充。《水经注》以河流为纲，对水道源流变迁、沿途山川地貌、历史故事、名胜古迹和民俗风情都作了详尽的记载，内容超出原文20倍。以下摘引两段：
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郑玄案：“《地说》：‘河水东流，贯砥柱，触阏流。’今世所谓砥柱者，盖乃阏流也。砥柱当在西河，未详也。”余案，郑玄所说非是，西河当无山以拟之。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回，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第一段出自《河水注》，描写黄河三门峡的情景，短短数语，使人犹如身临其境。第二段出自《江水注》，所描绘的长江三峡尤为脍炙人口。需要说明的是，郦道元一生足迹未及江南，此类文字，应是借助了当时的其他资料。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寺庙为纲，涉及北魏迁都洛阳后40年间的政治事件、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万象与民间习俗、传说异闻等内容。北魏全盛时期，洛阳城内外佛寺多达千余所，“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状，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其后则“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作者为记叙寺庙废兴，揭露统治者为佞佛而恣意滥用民力，抒发国家衰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而专门撰写此书。书中写永宁寺塔，“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显得庄重肃穆。而写景宁寺，则是“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飧风服道，结跏数息”。又显得幽静脱俗。该书还记载了一些日常的人物活动，不乏精彩内容。如《法云寺》：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群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用不同人物各自富有特征的言语行动相对照，文笔简洁隽永、幽默风趣，颇类《世说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