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出身江东世家大族，其祖逊、父抗均为东吴重臣。吴亡，机年20，乃闭户读书垂10年，于太康末年偕弟云同赴洛阳，深得张华赏识。机自负才名，亟欲有所作为，遂投身于复杂混乱的政治斗争，最后被成都王司马颖族诛。
陆机的文学创作，就数量来说，在西晋时期作家中最为丰富；就艺术技巧来说，无论是诗、文、辞赋，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的艺术境界。他的传世诗作有100余首，其中《赴洛道中作》和《猛虎行》等几首颇为人们所称道，前者表达了诗人行旅的艰难和对家乡亲友的思念，感情真切，语言丰美，对仗工整，显然经过了艺术构思，而非信手写来。后者叙写志士感慨，反映了作者在当时政治斗争中进退维谷的苦闷心情。不过，陆机的诗作中像这类情文都很突出的作品实在太少。他的诗歌的显著特点，第一，是语言上过分注重修辞，雕琢太重，加工的痕迹太深。如他的《拟古诗》12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而作，原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陆机拟作为“上山采琼蕊，穷谷饶芳兰”。可以看出是语言上有意追求艰深。有时，陆机还把自己的思想借古人的成言来表达，如《君子行》：“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而那些成言被用到诗中以后，所包含的内容，却不是单从文字本身的含义就能完全理解，这就增加了他的语言的曲折性。这种文字极力求深的方式对后来文人的影响，就是用字必求有出处，导致语言失去了生动的形象性。
第二，着意追求辞句的整对。如《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悲哉行》“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苦寒行》和《招隐诗》，则已接近通篇对仗。嗣后文章骈俪风气的盛行，同陆机在诗文上的这种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它对南朝文学具有很大影响。
第三，由于陆机的创作含有标榜学问、夸耀文学才能的意思，因而他的作品不避辞赘，显得繁冗乏力。如《猛虎行》“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赴洛道中作》第一首“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为了求得辞句整对，人为地把一个意思展为两句，因而文辞繁缛。《世说新语·文学》谓“陆文深而芜”，是比较中肯的。在这种创作倾向下，文学风气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南北朝时期，一般文学创作专重形式，主要原因固然在于文人生活腐化空虚，以及当时整个文学发展的大势所致，但陆机所产生的影响却也是不可否认的。
除诗歌外，陆机的文章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著名的有《吊魏武帝文》《辩亡论》《豪士赋序》等；《文赋》则是他用赋体形式写的一篇文学理论文章，不仅很有文采，而且有不少精辟见解，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总体上说，陆机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意义一般都不高，其之所以还能为前人所称道，并引起众多读者一定的兴趣，原因主要在于作者善于在自己博学多才的基础上，运用华丽的辞藻，将作品所具有的一定意义进行透彻精巧的阐发。因此，陆机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他能以丰厚的学问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将作品的内涵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对以后文学创作极力追求形式完美有重大影响。
潘岳（247—300年），字安仁，少有才名，热衷于仕进，因媚事权要杨骏和贾谧，被列为谧门下24友之一，故人品颇遭非议。不过，潘岳仕途并不得意，所以常觉苦恼，虽有避世退隐之念，却又不能真正成行，最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
潘岳工诗善赋，与陆机齐名。今存诗20余首，总的创作风格与陆机相似。其代表作《悼亡妻》3首，系诗人为亡妻服丧期满后追写。作者对亡妻的怀念，主要通过时节变易的感觉及日常生活琐事进行抒发，从而加深对逝者生平的追念和想象。其中如“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桂犹在壁”“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虚室来悲风”等句，都确切地表现出物是人非的悲痛之感，而“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则更微妙地形容了一个丧偶者的空虚感觉。组诗感情深厚真挚，婉转缠绵，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与此诗内容相关的，还有《哀诗》和《内顾诗》共3首，也体现了作者与妻子的生死离别之情。
左思，字太冲，生卒年不详。思出身寒门，官秘书郎。惠帝时，为权奸贾谧门下24友之一，谧伏诛后，思遂绝意仕进，专事典籍。
左思是西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现存诗10余首，其中《咏史》8首是其代表作。此外，《招隐诗》和《娇女诗》也堪称佳作。《咏史》8首非一时写就，其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反映作者由积极争取仕进发展到与仕宦生涯决裂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在门阀士族制度统治下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愤慨。其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揭露门阀制度不合理性的强有力的千古名句。作品语言刚健质朴，风格雄浑豪迈，对于批判士族垄断政治，富有强烈的**与力度，可谓是深得建安文学的遗风。
《娇女诗》描绘诗人的两个女儿天真烂漫的情态，风格别致，妙趣横生，说明魏晋诗歌出现了脱离教化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在题材上是一个创举。
“三张”中，诗歌创作最有成就的是张协。他的诗风介于潘岳和左思之间，如五言《杂诗》10首，形象生动，文字简练，词采华美，笔力遒劲。不光写个人情绪，还把笔触伸向百姓生活，因此具有现实性。
西晋末年，玄学清谈已十分盛行，晋室南渡后，此风犹存。士人为了逃避惨痛现实，多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东晋文学普遍采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品，变得枯燥无味，而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就叫玄言诗。玄言诗风行东晋诗坛达百年，重要代表是孙绰和许询，其他有影响的诗人尚有袁宏、桓温、庾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