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223—262年），字叔夜。生活在曹魏末年，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曾任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嵇康学问渊博，既是著名文学家，又是哲学家，音乐才能也很卓越。他的政治态度与阮籍相同，但和阮籍对司马氏集团虚与委蛇，表面上相周旋的态度完全不同，嵇康性格刚烈，公然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虚伪的礼俗，希望打破两汉以来传统礼教的束缚，过一种符合自然原则，符合“人性”的生活。当毌丘俭在淮南起兵讨伐司马师时，嵇康甚至企图率兵响应。由于其言论主张直接妨碍了司马氏的统治，因此终于被司马昭所杀。临刑时，嵇康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太学生3000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8]。
嵇康长于散文，他的文章以思想新颖，文字泼辣为特点，其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他企图帮助司马昭拉嵇康出来做官，被嵇康视作一种侮辱，遭到痛骂。嵇康在信中以满腔愤慨之情攻击了时政，突出个人意识，追求个性自由，公开宣布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命中了司马氏揭举虚伪礼教的要害，从政治上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坚定态度。文章嬉笑怒骂，锋利深刻，很有分量。
此外，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等，也是较有影响的作品。
嵇康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50多首，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四言诗，它占了全部诗作的大部分。嵇康的诗既有高洁的志趣和愤世嫉俗之情，又富有秀逸的风格，表现出清峻或峻切的特点。如著名的《幽愤诗》，述说的是诗人自己耿直性格养成的原因以及由此致祸的本末。诗名“幽愤”，即被幽囚而发的愤慨。诗中，作者虽然归咎自己不善于处世，以致遭受囚禁，叹慕人生自由生活难以重得，因而对自己任性有点后悔，但他仍然认为自己的主张完全正确，只不过因耿直招祸而已。如“感悟思愆，怛若创痛。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等，就说明了这一点。诗言“穷达有命，亦又何求”，是说人各有命，政治迫害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志趣；最后“采薇山阿，散发岩岫”，仍是不与司马氏合作之意。
《赠秀才从军》18首，也是嵇康的诗作中较重要的作品。诗的内容写的虽是从军的兄长嵇喜，但诗中的生活情调和人物风格完全是嵇康自己的，表达了作者的清高思想和愤世嫉俗之情。
二、太康文士
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年）前后，文学创作十分繁荣，诗人众多，名家辈出，在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人物，晋初有傅玄、张华，太康年间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
西晋统一后，反对派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般文士为了家族和个人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原来纵情任诞，对现实不满或拒绝与权贵合作的士风这时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文学也在发生转变。以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因作品富含内在热情而充满生气。而太康时期，由于文士们的生活缺乏冲突和对抗，作品普遍显得松弛和平缓，没有激动人心的力量。这一时期，诗歌创作风格的总趋势是追求形式技巧，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呈现出较大的距离。这时的文士，继承了建安时代文学形式中趋向精美的风气，有条件和时间来追求艺术形式，以便同前人争胜。因此，他们在艺术形式加工上不遗余力，在语言上追求声色之美，在句法上讲求对仗工整，逐渐发展了文学创作的骈俪之风，而失去了建安时期所具有的民歌气质。概括地说，陆机和潘岳是当时注重形式的代表诗人，左思则是建安诗风的继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