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以前，各种杂伎、幻术总称“百戏”。《通典·乐典六》说：“如是杂变，总名百戏。”隋以后，将“百戏”归入“散乐”。魏晋南北朝的百戏，既保持了大量的优秀传统节目，也有不少是从国外输入的。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喜爱和提倡，加之佛教宣传的需要，百戏种类繁多，花样日新，异彩纷呈。不论宫廷朝贺宴享，寺院迎送佛像，抑或民间节日喜庆，莫不竞演百戏，艺人们大显身手，各展其能，观者如堵，目乱睛迷。
角觝：或称角抵、觝角。始于战国，秦代正式命名角抵，是一种较量力气、技艺的习武戏乐。《汉书·武帝纪》文颖注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北朝颇具尚武精神，角抵十分盛行。《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禅虚寺》记载有北魏武士表演掷刀、戟的角抵：“有羽林马僧相善觝角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孝明）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
《夏育扛鼎》：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大力士。以他的名字命名，表明节目表演者都是大力士。表演时，艺人将一个车轮、石臼或大瓮掷弄于手中，反复运转；或抛向空中，再轻轻接住。这是一种膂力超人的惊险技巧，两晋南北朝都较流行。
以上属角力类百戏。
《鱼龙烂漫之伎》：这是汉代以来的传统杂伎节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宋书·乐志》称：“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兽名）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王仲荦先生认为，这个杂伎剧目，很像今天杂技中的狮子舞、龙舞。[18]南北朝时较为盛行，梁称之为《变黄龙弄龟伎》，北魏称之为《鱼龙》，北齐称之为《鱼龙烂漫》，北周称之为《鱼龙漫衍之伎》。
《山车伎》：始于汉代，规模也较大。它是把一辆大车装饰成神山，由抃舞的灵龟驮着，山上由演员扮成苍龙、白虎、豹、罴等动物，或嬉戏，或鼓琴、吹篪、歌舞，场面壮观，气氛热烈。当演出到一个段落时，忽然大雪纷飞，满山遍树都是白雪。故魏晋南朝称之为“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挂树白雪”，北齐则称之为《山车》。
《巨象行乳》：源于汉代的《白象行孕》，东晋南朝称《巨象行乳》，北朝称《白象》或《巨象》。它是由两个演员扮演，饰演的大白象扭动鼻子走着，途中产下一头小白象，小象依偎母象，一边吸奶，一边淘气地蹦跳着，显得活泼逗人。
其他如《白虎伎》《辟邪伎》《青紫鹿伎》《麒麟伎》《长蛇伎》等皆属杂耍类杂伎。
《缘橦》：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杂伎节目。春秋、战国时称《扶卢》，汉代称《都卢》、《寻橦》，南朝称《猕猴幢伎》，北魏叫做《缘橦》，相当于今天的“顶竿”。晋代的顶竿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艺人能将竿顶在额上或口齿上，少年男女童伎缘竿上下，影随形变，或凌空飞舞，左右盘旋；或双腿倒挂，若坠复升，表演各种优美轻盈而又惊险的动作。南朝梁代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设雷幢伎》《金轮幢伎》《白兽幢伎》《啄木幢伎》等新节目，其具体内容就难以确知了。
《跳铃伎》、《跳剑伎》：这是南朝杂技中常见的节目，北朝有《跳丸伎》，也是汉代以来的传统节目。表演者手持丸、铃或剑，向空中连续抛接，丸铃少则三个，多则六七个，飞剑也有一至四把，但见丸、铃、剑在空中翻飞，令人目不暇接。
《笮鼠》：或称《笮儿》、《笇鼠》，类似汉代的《冲狭》。表演者引颈侧身，矫健如燕，迅疾地向着四边插有刀刃的草环冲去，人跃过草环而发肤无伤。这是一种惊险的杂技表演，艺人需技艺高超、胆大心细方能完成。
幻术类节目也很多，如魏晋南朝的《画地成川》《拔刀破舌》《吞刀吐火》，北朝的拔井、种瓜、杀马、剥驴、投井等，奇怪异端，难以尽言。
在大量优秀的杂伎艺人中，不乏出类拔萃的民间女艺人。如梁代著名女杂伎演员孙荆玉有一手绝活，她能“反腰贴地，衔得席上玉簪”[20]。晋代章丹、陈珠“并有国色”，她俩不仅善歌舞，杂技表演也相当出色，“飞触挑柈（盘），酬酢翩翩”，表演“拔刀破舌，吞刀吐火”时，“云雾杳冥，流火电发”[21]，令人叫绝。而绳伎则主要由年轻女子担当。
九、戏剧的雏形
近代著名戏剧史家王国维在论及中国戏剧起源时说：“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戏，不若谓之武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22]依王国维所说，中国古代戏剧当自汉代“间演故事”起，这一说法为戏剧史界多数人所认可。一般认为，汉代的《东海黄公》故事为中国戏剧之最初原型。《西京杂记》对之记述甚详：
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亦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这个故事讲的是人与虎的搏斗，虽不出角抵的竞技范围，但已具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特定的服饰与化妆，而且由民间编为角抵戏，将角抵戏剧化了。
三国以后，以戏谑讽刺为主的滑稽戏逐渐多了起来。刘备定蜀后，以许慈、胡谮并为学士，典掌旧文。但两人各矜其能，互不团结，常谤毁忿争，形于声色，甚至大打出手。刘备十分恼火，于是利用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23]。这是一出内容生动感人的早期滑稽戏，其情节虽然简单，但已开编剧、演员、演戏之新声。继而有后赵石勒利用俳优戏谑参军之事：“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介帻、黄娟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24]东魏时，又有高欢利用优人嘲谑贪官尉景之事，其情节、内容与上述故事大致相同。自此以后，这种滑稽戏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程式，即其中一个扮演“犯官”、被嘲弄的对象称“参军”，另一个嘲谑犯官的演员叫“苍鹘”。“参军戏”的名称也因此而来。唐代“参军戏”兴盛，显然是魏晋南北朝影响的结果。
北朝后期，民间在竞演杂伎的同时，化妆的村歌社戏也颇为盛行。仕于周、隋的柳彧曾上表隋文帝，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日，充街塞巷，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他认为这样做“非益于时，实损于人”[25]。要求加以禁断。正月十五闹元宵，是我国民间隆重的传统节日，其热闹固不待言，杂伎节目自不可少，至于“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的化装演出，则不一定全是杂伎，更多的可能是民间自编自演的“村歌社戏”了。北朝后期如此盛行，在此之前必有相当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雏形戏剧，为唐宋“参军戏”、杂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