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乐》：安国，古国名，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北魏时，《安国乐》传入中国。其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双筚篥等十种，为一部。
《高丽乐》：高丽故地在今朝鲜北部。北魏灭北燕冯氏时，高丽乐传入。其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桃皮筚篥、腰鼓、齐鼓等十四种，为一部。同时传入的还有《百济乐》（百济在今朝鲜南部）。
以上音乐有南方的、北方的、国内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充分体现了该时期音乐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唐代音乐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唐代十部乐中，除《燕乐》以外，其他九部即《清乐》《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安国》《高丽》《天竺》，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过内容更加丰富了。
五、佛教音乐的发展与丰富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植根并得到广泛传播，除了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紧密结合外，还必须利用艺术的力量。音乐、舞蹈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佛教加以利用，使之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为了便于宣传，宗教音乐还必须迎合人民的趣味，于是它便利用民间音乐接近人民的特点而创立起来，这就出现了“改梵为秦”的佛教音乐。
自三国起，佛教音乐得到逐步发展。《法苑珠林》说：时“关内关外，吴蜀呗辞，各随所好，呗赞多种”。呗辞、呗赞都是佛教音乐，但初期没能很好地与中国的民间音乐结合，以致“汉梵既殊，音韵不可互用”。至曹魏时，陈思王曹植“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南北朝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佛教音乐也不断发展和丰富。梁武帝是著名的佞佛皇帝，为宣扬佛教，亲自制作十篇佛教音乐，并将它们列入正乐。《隋书·音乐志》说：“（梁武帝）笃信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伎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由此不难想见梁代佛教音乐之盛况。北朝也不例外，北魏神龟元年（518年），任城王元澄上奏明帝说：“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梵唱屠音，连檐接响”[14]。几乎到处可以听到佛教音乐了。为宣扬佛教，北魏统治者还大量利用杂技、幻术。《洛阳伽蓝记·城内》长秋寺条记载说：“四月四日，此（释迦）像常出，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停象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同书《城南》景明寺条说：“四月七日，京师诸象，皆来此寺……百戏腾骧，所在骈比”，“车骑填咽，繁衍相倾”。在进行杂技、幻术表演的同时，自然离不开音乐的演奏，所谓“丝竹杂技，皆由旨给”[15]。佛教音乐的主观意图在于宣传佛教，但客观上却为推广音乐、提高人民的音乐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新乐器的出现和律学新成就
在中外音乐艺术频繁交往中，一批新乐器相继出现，其中主要有：
曲项琵琶：曲颈，四弦，音箱如梨形。公元350年左右由印度传入中国北方，大约在侯景乱梁时又传到南方。公元551年10月侯景害梁简文帝，曾使王伟送去酒肴和曲项琵琶，可资佐证。
五弦琵琶：梨形，五弦，略小于曲项琵琶，与之同时从印度传入。
筚篥：又称觱篥、悲篥、笳管。以竹为管，上开按口，管口插芦哨，以笳为首，状似胡笳，其声悲。本出龟兹，吕光据凉州时，随龟兹乐传入内地。
方响：用十六块定音的铁片做成，每块长九寸，宽二寸，上圆下方，倚于木架上以代钟磬。最初见于北周。
锣：北魏后期出现铜锣，称为打沙锣，来源不明，可能由西域或印度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