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沦亡后，中原大乱，出现民族大迁移、大流动的浪潮。一方面是中原汉族人民流向四方，更多的渡江南来，汉魏旧乐相继传到南方；另一方面是周边各族人民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原，西域、漠北的音乐大量输入黄河流域。与此同时，东晋政权立足江左后，南方的民歌如《子夜歌》《阿子歌》《欢闻歌》《桃叶歌》《前溪歌》《团扇歌》《读曲歌》《乌夜啼》《石城乐》等也大大发展起来，并被乐府搜集整理。在南北政权相互交聘和各族人民的频繁交往中，南方的音乐又给北方以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时的乐坛呈现出大融合的局面，故《通典·乐典三》称：“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
三、新音乐的发展
魏晋时，在《相和歌》的基础上，新的音乐发展起来，称为《清商三调》或《清商乐》（简称《清乐》），是流行于东晋南朝的音乐。《相和歌》的乐律主要有“平调、清调、瑟调”，汉世谓之“三调”。《清商三调》表明它继承了《相和歌》的乐律而举清商调为代表。
《相和歌》本汉代旧歌，皆街陌讴谣之词，属民歌一类，其最初形式是没有伴奏的“徒歌”。汉魏之际发展为“一人唱（领唱），三人和”的“但歌”。魏武帝曹操尤好之，其后宫“有宋容华者，清彻好音，善唱此曲，当时特妙”。曹魏时，它进一步发展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4]。领唱者手执小鼓，打着拍子唱歌，并有乐器伴奏，《相和歌》的名称便由此确立。当时流行的《相和歌》有十七曲，乐师朱生、宋识、列和等人将其合并为十三曲。“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善善弹筝，朱生善琵琶，尤发新声。”[5]这六位乐师和歌唱家对《清商乐》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对东晋南朝新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晋末，中原大乱，《清商乐》随着人民的流徙而南渡，又不断吸收“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等大量南方民歌，内容日益丰富。南朝时，《清商乐》极为流行，不少歌唱家因善唱《清商乐》而垂名后世，如齐代的朱顾仙、朱尚，梁代的吴安泰、吴弟、韩法秀等，宫人王金珠“善歌《吴声》、《西曲》，又制《江南歌》，当时妙绝”[6]。梁朝政府又令斯宣达“选乐府少年好手，进内习学”[7]。梁武帝还亲自挑选后宫《吴声》、《西曲》女伎各一部，赐与大臣徐勉。陈后主更爱之如痴如醉，“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倚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8]。其风靡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北魏孝文帝南伐淮、汉，宣武帝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西曲》开始流播到北方，总称为《清商乐》。北齐皇帝所用御乐则有清商二部、清商四部等。隋文帝灭陈后，得南朝《清商乐》，爱其节奏，赞叹说：“此华夏正声也！”特置清商署，专司其事；并将《清商乐》列为七部乐之一，称为《清商伎》。“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9]唐朝武后时，《清乐》犹有六十三曲。
横吹画像砖（南朝）1957年河南邓县出土
四、北方的鼓角横吹曲与胡戎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