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来源于人民群众，来源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大动**、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各民族艺术在时代影响下也趋于大融合。它昭示着中国的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正酝酿着巨大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被称为“清商乐”的新音乐发展起来，随着“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的融入，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并逐渐传到北方。与此同时，西、北各民族的“胡戎乐”大量传入中原，与传统的汉族音乐交相融合，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舞蹈也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至于杂技、幻术和村歌社戏更是种类繁多，异彩纷呈。
一、音乐机构和乐官
我国自周代起就有了正式的音乐机构和乐官，杜佑《通典·职官七》载：“《周官》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亦谓之乐尹，以乐舞教国子。”秦、汉设有太乐、乐府二机构，掌音乐及伎乐人。
三国至南北朝，音乐机构逐步完善。魏晋设协律校尉、太乐令、鼓吹令、清商令，属太常。协律校尉，汉协律都尉之职，魏以杜夔为之；及晋，改为协律校尉，掌正定乐律之事。太乐令，掌习音乐与乐人簿籍，属官有丞一人；鼓吹令，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属官有丞一人。东晋元帝时，省太乐并归鼓吹；成帝咸和中，复置太乐官，哀帝又省鼓吹并太乐。清商令、丞各一人，主宫内音乐事。南朝宋、齐、梁、陈因之。梁武帝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寺，其属官有太乐、鼓吹令等，“又置协律校尉、总章校尉监、掌故、乐正之属，以掌乐事”[1]。并增设清商署，管理清商乐。
北魏置太乐博士、太乐典录、协律郎、协律中郎。“后齐置官，多循后魏”，置太乐署，令、丞各一人，掌诸乐及行礼节奏等事；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又有协律郎二人，掌监调律吕音乐。北齐诸帝好“胡戎乐”，由中书省专司其事，中书省掌管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这样，中书省又同时具有执掌音乐的部分职能。北齐另有典书坊，“并统伶官西凉二部、伶官清商二部”[2]。北周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后改为乐部，有上士、中士。隋唐承袭齐、周，变化不大。
二、音乐文化的大融合
中国古代音乐分两大类：一为雅乐，二为郑、卫之音。雅乐是指供帝王祭祀宴享的音乐，又称“中原正声”；郑、卫之音本指郑、卫两国的地方音乐，因为它较为放任而不合礼所要求的中和的准则，故《论语·卫灵公》有“郑声**”之语；《礼·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后来便以郑、卫之音通指放任的民间乐歌了。周代的雅乐其实就是《诗》三百篇，《诗》中的“雅”是贵族宴享的应酬诗章，“颂”是歌颂上苍与祖先的庙堂诗，它们都是非民间的东西，只有“风”来自民间，经乐师采集、整理和加工，配合钟鼓进行演奏，也就成为雅乐了。东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于是**声炽而雅音废矣”[3]！两汉雅乐有所谓五方之乐：一是祭祀先祖的宗庙之乐，二是“以迓田祖”的社稷之乐，三是移风易俗的辟雍之乐，四是宴乐群臣的黄门之乐，五是“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的短箫之乐。
汉末大乱，乐章亡缺，雅乐**尽。直至建安初年，曹操平定荆州，获善八音的汉雅乐郎杜夔，才使雅乐粗备，但杜夔只能传旧雅乐四曲，即《鹿鸣》《驺虞》《伐檀》《文王》。至魏明帝太和（227—233年）中，“妙善郑声”的左延年改《驺虞》《伐檀》《文王》三曲，雅乐所存就只有《鹿鸣》一曲了。西晋末年发生“永嘉大乱”，《鹿鸣》也随之失传。至此，旧雅乐几亡佚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