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冤狱的发生，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地主激烈权力争夺的结果，此乃根本原因所在。众所周知，鲜卑拓跋氏统一中原是靠武力征服完成的，其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离不开汉族地主的配合与支持。自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后，便注意搜罗汉族士人，任以官职，清河崔氏是当时北方第一高门，更是极力拉拢的对象。崔浩之父崔玄伯深为道武帝所重，势倾朝廷，历仕道武帝、明元帝二朝，官拜天部大人，晋爵白马公。崔浩年轻时就在朝中供职，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赢得了魏帝的赏识和信任。明元帝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38]。太武帝时，常参予军国大事，多献奇谋密策，帮助北伐柔然，西灭大夏，功勋卓著。太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宠幸有加，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常尊称他为“崔公”而不名。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崔浩也因此官至司徒，荣登宰相高位。鲜卑贵族却容不得汉人大族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像崔浩这样备受皇帝宠幸而又位高权重的人，更加不能容忍，于是便当作排斥打击的首要目标。早在太武帝即位之初，“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太武帝迫于压力，曾一度将崔浩罢免，不久被重新起用，仍不断遭到忌恨。在当时鲜卑贵族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北魏朝廷，汉族士人有备受压抑之感；特别是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遇事处处格外小心。崔玄伯就从来不敢违背道武帝的旨意；崔浩工于书法，常替别人抄写《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书中的“汉代强”改换为“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对于这种屈从的境遇，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高门深为不满，他们怀念魏晋时代门阀大族的优越，希望通过抗争，从鲜卑贵族手中夺回失去的部分地位和权力。崔浩就曾为此进行过许多或明或暗的斗争：他“大欲整齐人伦，分明族姓”，以图恢复门阀制度。表弟卢玄劝阻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39]崔浩听不进去，于是得罪了许多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长着“齄鼻”，即大酒糟鼻子，江东谓之“齄王”。崔浩见慧龙时，看到他的齄鼻，就说：“真贵种矣！”又多次向朝中鲜卑公卿大臣称赞其俊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40]这样，又一次把鲜卑贵族得罪，还险些惹下大祸。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拓跋晃反对说：“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郡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坚持把自己推荐的人派出任职。高允得知此事，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41]崔浩通过抗争，虽说为汉族高门争得了一些地位和权力，但却大大触怒了鲜卑贵族，从而把自己推到了灾祸的边缘。
再者，崔浩虽身在北魏，却心向南朝，与鲜卑贵族貌合神离。当北魏西讨夏国、北伐柔然时，则积极出谋划策；而北魏南侵，却又寻找种种口实予以阻挠，这无疑也加深了鲜卑贵族对他的怀疑和忌恨。吕思勉先生曾对此作过很好的一段评述：
往读史，尝怪五胡入据中原，中原士大夫皆伈伈伣伣而为之下，未曾有处心积虑、密图光复者，今乃知崔浩则其人也。浩仕魏历三世，虽身在北朝，而心存华夏，魏欲南侵时，恒诡辞饰说，以谋匡救；而又能处心积虑，密为光复之图。其智深勇沉，忍辱负重，盖千古一人而已。徒以所事不成，遂致所志不白，尚论者徒以北朝名臣目之，岂不哀哉！[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