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记》完成后，惯于向崔浩献媚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并同时刊刻崔浩所注《五经》，崔浩立即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同。于是大兴工程，在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郊的天坛东三里处，建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巨大碑林，方圆130步，前后用工300万人才告完成。由于《国记》“尽述国事，备而不典”，石碑又都立在通衢大道上，引起过往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气恼，一齐到太武帝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暴扬国恶”。太武帝大怒，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等，审查其罪状。
太和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崔浩被杀。崔浩的姻亲包括清河崔氏一族无论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连坐族诛，秘书郎吏以上尽死。行刑那天，崔浩被置于囚车之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拓跋统治者如此滥施**威、大肆屠戮，崔浩又死得那样惨不忍睹，果真是因为“国史案”吗？细察其由，不免使人疑窦丛生。如果紧密联系当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之争，就会发现这是一桩莫大的国史冤狱，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