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死后40余年，沈约奉诏撰《宋书》，在《范晔传》、《徐湛之传》中详载此事。事情的起因是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人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刘义康的另一党羽徐湛之趁机向宋文帝告密，范晔受到牵连，惨遭杀害。“谋反”罪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的十恶不赦之罪，故沈约撰《宋书》时，便不遗余力地对范晔大张挞伐，诬其为“不忠”的“贼帅”，甚至将范晔平时如何虐待母亲、弟子、叔父，临刑时，母妻如何对他击打斥骂，范晔又如何对妓妾悲涕流涟等情景，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显然，沈约的这些话是别有用心的，史家向来不屑一顾，无损于对范晔的评价。问题在于，范晔是否确有“谋反”罪？其根本死因何在？于是，围绕范晔之死的问题，便生出许多是非来。
范晔死后一千余年，始终无人怀疑其“谋反”事。直至清代，才陆续有学者为范晔辩诬。王鸣盛是替范晔辩诬的第一人，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断定“蔚宗不反”，并说：“计蔚宗性轻躁不谨，与妄人孔熙先往还，是其罪耳。决不当有谋反事也。”在列举大量事实，并实行具体剖释后认为，这是“《宋书》全据当时锻炼（罗织罪名）之词书之的结果”。接着，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也说：“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陈澧是为范晔辩诬最卖力的一位学者，他特著《申范》1卷为之申雪，说“（范晔）负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以上学者都为范晔申雪说出了很好的理由，值得人们深思。现代又有学者如束世征认为，王鸣盛等“但凭主观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其辩白是无力的”。并说：“谋反是何等罪？知情不举，应得何罪？即如《申范》所说，称为谋反也不算冤枉。”但又认为：“谋立义康是企图‘拨乱反正’、稳定政局的一次政变的酝酿，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34]这就值得商榷了。
范晔的死因究竟何在？稽诸史籍并结合清代以来的各家之论，主要原因有二：
其二，多才受宠遭到同僚的妒忌和排挤，是范晔致死的重要客观原因。范晔因才学而受到宋文帝的宠幸，但同僚何尚之、庾炳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却妒其才，忌其宠，合力排挤之。时范晔与沈演之同被宋文帝知遇，每次入朝，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一同见皇帝；而沈演之先到，却不等范晔，而单独见皇帝。何尚之身为尚书仆射，对范晔也极为忌恨，范晔曾说：“外人传何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36]徐湛之甚至诬告范晔是逆乱的“首谋”，足见其妒忌的程度。不仅如此，就连一时朝贵也多与范晔不合。范晔曾著《和香方》予以讥刺，把庾炳之比作“多忌”的麝香，把何尚之比作“虚燥”的零霍，把沈演之比作“粘湿”的詹唐，把羊玄保比作“昏钝”的枣膏，把徐湛之比作“浅俗”的甲煎，而以“沈实易和”自比。其在朝中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孔熙先也曾对他说：“廉直劲正不得久容”、“人间雅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37]！这些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范晔遭受排挤的程度。官场的倾轧，加之范晔本人恃才傲物和不羁行为，憎疾者众，于是共相排陷。445年，终于被徐湛之等人借孔熙先事件牵连进去，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害了。
三、崔浩国史冤狱
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崔浩国史案是一桩最大的冤狱，《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卷四十八《高允传》详细记载了事情的经过：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监秘书事，负责续修国史，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并下诏说：“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在续修过程中，《太祖纪》仍沿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由崔浩和高允共同撰写，而以高允执笔居多；崔浩作为总编，主要做些“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书名不变，仍称《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