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所谓陈寿挟私报怨、“褒贬不公”是人们议论的又一重要话题。《晋书》本传记载两件事以为例证，一件是：“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另一件是：“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这两件事对陈寿极尽攻击诋毁，把他丑化成靠修史索贿，气量狭小，以怨报怨，全无史德的小人。其实，这些全是子虚乌有的流言。清代学者王鸣盛极力为陈寿辩诬，指出晋史好引杂说，故多芜秽，不足为信。赵翼也严厉斥责“此真无识之论也”、“真不识轻重者”[32]。稽诸史籍，知《晋书》所言并无根据。陈寿对于曹魏文士，只为王粲、卫凯、刘廙、刘劭、傅嘏五人作传，余27人皆于5人传后附书，其中包括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五人和居“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阮籍。丁仪、丁廙兄弟之名望与成就远非建安七子和嵇、阮二贤所能比，况且《王粲传》已附书说：“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皆有文采。”《刘廙传》也附书云：“与丁仪共论刑礼。”这已经足够了。陈琳、嵇、阮诸人尚且无传，又何必另为丁氏兄弟立传？况且丁仪、丁廙并非好人，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都记载他们的坏事，这种人就更不能为之作“佳传”了。所谓陈寿“索米纳贿”之说，纯系无中生有！至于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更无可指摘，《蜀书·诸葛亮传》末载诸葛氏集目录和陈寿进书表，表中盛赞亮之功业：“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也。”又载亮卒后，人民对他的颂扬与思念：“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传后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另在《蜀书》张裔传、廖立传、杨洪传、李平传等传中，也不乏对诸葛亮的褒美之辞。关于街亭之败，陈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败”。未尝以私怨归罪诸葛亮。分析诸葛亮用兵不能克捷，也明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时无名将，“故使功业陵迟”，论诸葛亮将略非长，东吴张俨等人都曾这样说过，也绝非陈寿一人之私言。大量史实表明，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绝无挟私报怨的举措，清代钱大昕曾感慨系之地说：“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33]可见，《晋书·陈寿传》所载上述二事全不足信，所谓陈寿对历史人物“褒贬不公”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寿在扬善的同时，也不隐蔽历史人物的过失。他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才能，大叙其功业，却又不讳言其过：误用马谡，导致街亭之败；连年用兵，“屡耀其武”。这些评价都是十分客观的。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陈寿能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实属不易，这正是“良史之才”的表现。
二、范晔之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忽坐“谋反”罪，与其三子一弟同日被杀，英年4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