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体裁多为五言四句、占总数的2／3左右，另外有少量五言三句、四言四句或七言二句之类的格式。这种篇幅短小的诗歌，对于形式明快的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南朝民歌中占主导地位的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对唐代五言绝句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四，在修辞方面，南朝民歌特别是吴歌大量使用了一种谐音双关的特殊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独具一格。
其具体运用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谐声，把同一读音的字由甲双关到乙。常见的有：“丝”谐“思”、“篱”谐“离”、“莲子”谐“怜子”、“棋”谐“期”等。如《读曲歌》：“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是以“碑”双关“悲”，石阙则是碑的同义语。《子夜歌》“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是以“芙蓉”双关“夫容”、“莲”谐“怜”，同时比喻男方的感情犹豫、含糊。
二是用一字包含多种意义。借甲来喻乙。如《三洲歌》“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风流”本是“风吹流水”之意，但同时又暗喻男女之间的“风流情事”。《读曲歌》：
音信阔弦朔，方悟千里遥。
朝霜语白日，知我为欢消。
“朝霜”比喻女子，“白日”比喻男子，“消”则借霜的消融来比喻人的消瘦。又《子夜变歌》：
人传欢负情，我自未尝见。
三更开门去，始知子夜变。
“子夜变”既是曲调名，又双关情人的“半夜变心”，非常巧妙。总之，南朝民歌的双关隐语修辞手法，加深了它缠绵含蓄的思想意境，突出了它的民歌特点，因而一直为后代民歌所继承。
二、北朝民歌
北方地区由于各族人民长期杂居，特别是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各少数民族入据中原，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和社会情况都与南方有所不同，所以民歌的内容及风格也迥然相异。北朝民歌题材广泛，多方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现实性与战斗性均较强，比南朝民歌更多地继承了汉乐府诗的优良传统。
北朝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另有少数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共约60余首。所谓“横吹曲”，本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通常在马上演奏，这里是指军乐。因为乐器有军鼓有号角，于是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大部分是这种军乐的歌辞，而且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陆续传到南方后，由梁朝的乐府机构保存下来，因而叫“梁鼓角横吹曲”。也就是说，“梁鼓角横吹曲”并非梁朝的民歌，而是北朝乐府。
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是质朴粗犷，豪迈雄壮。北方没有南方那样稠密多彩的植被，曲折蜿蜒的水网，景观也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在这种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冷峻、辽阔与崇高。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般不大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遥远的天际，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广阔世界。久之，人的心胸自然随之扩展，形成粗犷豪迈的性格。北朝民歌有些是汉人作品，但更多的是出自当时的其他少数民族，其中最多的是鲜卑民歌，另外还有氐、羌等族的作品，正如《折杨柳歌辞》所谓“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儿歌”。这些少数民族起初都以游牧生活为主，社会结构带有军事化性质。游牧生活不像农业定居生活那样比较安定、社会秩序井然，收获有很大保证，而是充满了风险与变化。各部族之间，极少有文化礼仪的掩饰，谁力量大就进行军事征服。他们在长期与大自然、与敌人的严酷斗争中，养成了部落成员强悍的气质，不会喜爱南方人那种温柔缠绵的诗歌。
因为北朝民歌产生的背景非常复杂，所以尽管数量不多，但反映的内容远比南朝民歌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体上说，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北方地区长期战乱，社会动**不安，把人们的性格磨炼得勇敢刚强，因此，北朝民歌中吟颂勇士健儿和激烈战斗的篇章比较多。如：
《企喻歌》：“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