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后方》全书共8卷，内容涉及急性传染病、各脏器急慢性病、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法。其特点是，对每种疾病都讲到病状、病源、治法和药方。值得注意的是，葛洪对许多传染性疾病比前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包括伤寒、疟疾、痢疾、瘟疫、狾犬啮人（狂犬病）、骨蒸尸注（结核病）、丹毒病以及马鼻疽等。其中，有关天花的流行情况和症状的描述，尤为详尽，葛洪是我国最早详细记述天花的人。此外，《肘后方》提到的治疯狗咬伤方，已经初步体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书中写道：“疗狾犬咬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用疯狗脑浆治疗疯狗咬伤，可见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已掌握了免疫的方法。
葛洪通过长期炼丹的观察实验，了解到许多矿物的性质和用途，这就扩大了矿物药的使用范围，推动了制药化学的发展。在《肘后方》中，他提出用麻黄治咳嗽，用大黄做泻剂，密陀僧（氧化铅）做防腐剂，用赤石脂收敛，用松节油治关节炎，铜青（氢氧化铜、碳酸铜）治皮肤病，用雄黄、朱砂、艾草做消毒剂。这些都是符合现代科学的。
《肘后方》也有糟粕部分，因葛洪笃信道教，书中不免有画符念咒语可以治好疾病的内容，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东西。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是我国医学的宝贵文献，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重。
四、陶弘景对药物学的总结和发展
药物是医生治疗疾病的主要物质材料，它的发展和整个医学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历代医家对药物的研究都很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药物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反映在药物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上。据《隋书·经籍志》载，这一时期大约出现了近30种共150卷的药物学专著。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首推南朝名医陶弘景撰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自幼酷爱学习，“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38]，一生对“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39]都深有研究，著述多达数百卷。
魏晋以来，祸乱频仍，古籍多有散佚，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流传至南朝时仅存3卷，并且因为辗转传抄，药味时有增减，产生了不少错误，正如陶弘景所云：“魏晋以来……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树无辨，医家不能备见。”[40]因此，他对《神农本草经》进行了整理，撰成《神农本草经集注》7卷。同时，又汇集了汉魏以来医家新发现的365种药物，写成《名医别录》一书，也作为《本草经集注》的一部分。《本草经集注》在流传过程中不幸散佚了，但从敦煌石窟的残卷和后代著作所摘引的内容来看，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书中共收药物730种，比之《神农本草经》增加了1倍。为了区别原书记载的药味和新加入的药味，陶弘景用朱红色字书写原药味，而用黑色字书写新加入的药味。这种方法不仅新颖醒目，而且反映了他对新增内容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
陶弘景在药物的分类方面也独创一格。《神农本草经》仅依药物的性质分成上、中、下三品，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分类方法，既不容易掌握药物的特性又难于寻检。陶弘景则按照药物的天然来源将其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7大类。这种分类方法比较科学，在我国药物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分类的，甚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没有脱离这种分类方法的范围。此外，陶弘景还首创了按疾病进行药物分类的方法，他把这种分类法称为“诸病通用药”法。在书中，他把药物依病分成80多类，为医家临床开方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医药的普及推广。
《本草经集注》在药物的性味、效用及形态、采集、鉴别等方面也有诸多新论述。按当时的说法，药有五味：酸、咸、甘、苦、辛，但因此说勉强和阴阳五行说硬性联系，故出现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陶氏主张以临床经验为主，重视药性而不盲从药味，他把药物的药性更细致地分为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和大热8种，使人们对药性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他还在书中明确指出：药物的疗效和采集的季节、产地等有关系，并考订了古今药用的度量衡，规定了汤、酒、膏药及丸散的制作规程，这在药剂学上也有着巨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