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如何展示美，首先要通过色彩。先秦时期人们服饰色彩非常绚丽多彩。然而随着统治者服饰等级制度的严格化，汉族下层男子的服饰色彩逐渐单调。《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晋人挚虞《决疑》：“古者男子皆衣彩，有故乃素服。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今唯朝廷五服用彩。”但是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却不遵此制，在他们那里朝野“朱紫玄黄，各任所好”[60]，“丈夫好服彩色”[61]。对比男装而言，妇女服饰的色彩一直比较鲜艳，除色彩外，服饰美还体现在样式上。仅就当时的深衣而言，其形制变化就很多，如衣领有直领、方领、交领等；其裁剪方式又分为直裾式和曲裾式等；衣袖有长袖、广袖等。
人们在设计与制作服饰时，同样可以得到美的享受。南朝有两个皇帝，皆治国无术，终于导致杀身之祸。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之所以不务国政，据《南史》记载，原因之一都是迷恋服装裁制。刘宋后废帝刘昱“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南齐废帝萧宝卷喜好杂伎，“担幢诸校具服饰，皆自制之，缀以金华玉镜众宝”。为了使服饰漂亮，萧宝卷还要百姓贡纳野鸡毛、仙鹤氅、白鹭羽毛等。至于妇女在进行面饰、头饰时，更是充满了美的自我陶醉，反映这类情趣的诗文很多，不胜枚举。
时髦之风，古来有之。在诸多时髦中，人们首先注意的是追求服饰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服饰美的追求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风气。
其二，男女倒易服饰，也是人们追求美的一种方式。曹魏时玄学家何晏长得漂亮，特别喜穿女装。受他影响，男穿女装，风靡一时。更多的还是妇女穿男装。《晋书·五行志》讲：“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太康初，妇人屐乃方头，与男无别。”又讲：“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这是以军人兵器做装饰品的例证。
其三，标新立异。服饰的发展，往往由标新立异而起。木屐的卯，“齿皆达楄上，名曰露卯。（东晋）太元中忽不彻，名曰阴卯”[64]。汉代，“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65]。然而到孙吴时，“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西晋武帝时一变而为“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东晋初“为衣者，又上短，带才至于腋”；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尚，舆台成俗”[66]。葛洪评论当时风气说，“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勿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67]。又讲，“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促身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68]。
第二，盛行胡服。
汉族传统服装是上衣下裳，而胡服是裤褶服。所谓褶，就是短外衣。《急就篇》注：“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裤则是死裆裤。十六国北朝，裤褶服在北方广泛流行。东晋南朝虽然抵制胡服，但是也受到它的影响，只是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汉族传统的衣冠制度。比如南人将褶的袖加大，把裤的管加肥，遇有急事，把裤管扎紧，既合礼仪，又便于行动。
胡服在汉地盛行，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属于外来文化，对华夏人有一种新鲜感。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胡服具备很多汉族服装所不具备的优点：既适于骑射，又利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裤子死裆，不但保暖，而且不易露丑。[71]
第三，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服饰生活强烈地反映着政治等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统治者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来穿戴衣服和佩戴饰品，在形制、质料、图案花纹以及色彩上皆有严格的规定，不得逾制，违者处罪。不但帝王唯我独尊，不许臣民仿效；百官服饰，禁止庶民服用，而且同为官吏，大小等级不同，也有严格的定制；即使同一人，不同场合服饰也有区别。各代史书中的舆服志，都详载了当时政府以法令形式所规定的各色人等的标准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