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来大族的主体是中原的高门士族。他们由八王之乱后期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阵营中的官僚群组成。这些人既是原西晋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又是“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出入儒玄的名士。江南大族同他们相比，无论政治地位，还是文化传统，都不属于一个层次。在雍容华贵、风流倜傥的外来名士面前，土著士人难免自惭形秽，进而钦羡仿效。《晋书》《世说新语》等典籍记载了很多北来名士如王导、谢安等人的言行做派，受南人崇拜模仿的事例。细如服饰用具，琐至音容笑貌，都被人刻意效拟。南人崇尚洛阳遗风，“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即中原）哭者”[34]。语言音声因地而异，本无优劣高下之别。南方上层士人却普遍鄙弃自己的母语，改操中原洛阳之音。作洛生咏，后来竟成为南士标榜身份的一种方式。北来大族对于武人、武事、武职的评价素不甚高，外重内轻的格局更使居中执政的高门士族普遍厌恶武人、贬斥武事，进而在心理深层中积淀下轻武鄙武的观念。进入南朝后，武职降为浊官，是世代盘踞“职闲廪重”清官的高门土族不屑一顾的职位。南士恰恰从这方面向北方高门效颦，结果把祖宗传下来的风貌气质消散殆尽了。
南北大族的合流与认同，使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发生改变。其结果，必然对自身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晋宋之际，南北大族陆续退出军事领域。进入南朝后，他们凭借世资，享受着尊荣优待，位高爵显，生活豪富。过分的享乐，使他们变成了一群不习武、不懂文、怯懦怕死的社会寄生虫。同时，整个民风也遭到腐蚀，轻武观念扩散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南朝时，社会各阶层都存在着轻武之风，连武人也不例外。南齐时，将军吕安国对儿子讲：“汝后勿作袴褶（军服）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文官服）官也。”[35]武人子弟不再对家世有自豪感，由于身负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往往“讳称将门”。
除流亡人口对侨居地的冲击外，吴地民风变迁还有宗教信仰变化的因素。六朝前期活跃于江南下层社会的鬼神迷信和太平道教，其思想主旨反映的是崇尚武力和对现实不合理的抗争。对这些宗教活动的危险性，江南统治者素来给予很大的关注。孙策初平江南即对太平道教教主于吉进行残酷的镇压。东晋以来，随着统治集团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变化，桀骜不驯的民风日益成为他们实行各项统治政策的羁绊。为了驾驭民风，变换社会风气，江南统治者借助一些人的力量对道教进行改造，力图将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道教驯化成能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官方道教。这些人中，东晋官僚葛洪为始作俑者。他将儒家思想同道教丹鼎派长生成仙的教义结合起来，使被改造后的道教一变而为统治者束缚民众手脚、消弭反抗意识的工具。葛洪之后，由于孙恩起义的发生，统治者加紧了对民间道教的镇压与摧残。到南朝时，陶弘景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制度上对官方道教丰富完善，教义粗糙的民间道教日益没落，在下层社会中的影响，终于被佛教替代。
魏晋时期，佛教在江南地区影响有限。永嘉之乱，随着流民洪波的南涌，不少僧侣也相率渡江。南渡的名僧康僧渊、康法畅、支道林等人，为使佛教教义能够被南方的上层人士接受，一方面用比以前更为准确的汉语词汇解经，一方面又注意到当时盛行的玄学，开始以佛理入玄言，杂糅佛玄。这为以后佛教的中国化准备了条件。对南方的下层民众来说，佛教的教义也十分具有**性。佛教宣扬人间的贫富、夭寿，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是轮回报应的结果。人生的苦由“业”而引起，“业”即为人的种种欲望。前生的业决定后世的果报，众生都在三世（前世、现世、来世）六道（天、人、阿修罗、饿鬼、地狱、畜生）中轮回，只有皈依佛门，人们才可彻底解除轮回之苦，或在来世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使得迫切期望摆脱苦难命运的民众，有了一根精神支柱。
佛教在南方的广泛流布和深入人心，进一步促成江南地区传统群体心理结构的解体，从而使忍让取代尚武，抗争让位于服从。因为佛教的教义和戒规，都对暴力和尚武持否定态度。佛教的基本戒条以“五戒十善”最为主要，五戒十善的第一条就规定不杀。佛法要求人们除在行动上约束自己外，还必须在心理上克制任何欲望与冲动。在佛教徒看来，列为戒规首恶的尚武喜杀风气及其观念，不但最无价值，而且是罪恶，会给个人、家庭、群体乃至来世带来灾难性后果。人们只有平心静气地服从现实，戒除各种欲望，反省自身，才能等待现世和来世的解脱。
佛教的这些教义、戒规，在转变江南民风中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提倡“五戒”与“十善”曾被刘宋司空何尚之称为“坐致太平者”的最佳统治手段。
除此之外，以吴中七郡为中心的江南吴地，由于地处六朝辖区的腹心地带，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安定和平环境，也使当地民风易于疲软。梁末徐陵曾讲：“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36]即是最好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