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在上古,这里为最为落后的瘟瘴之地,“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由于财产分化不明显,氏族旧制得以长期保存,家族复仇遂成为当时江南人的牢固观念。在他们看来,弃仇不杀不仅愚蠢,而且是一种犯罪行径。越灭吴后,越大夫文种历数吴王夫差六大过。其一竟是不杀越王勾践,为父报仇。另外,图腾崇拜、迷信鬼神也养成了江南人喜欢自残和对武力的盲从观念。吴越两国都有“断发纹身”的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习俗又演变成原始尚武精神在自身肉体上的炫耀和宣泄。《淮南子·泰族训》里讲到,江南人常常刺破自己的身体,然后在刀伤处缠紧皮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民众的好战尚武符合当时江南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他们对此风尚大加树立和引导。于是这一观念逐渐熔铸成全社会普遍承认的行为规范。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把这种外在的规范,移入内在的心理之中,日渐凝聚成为一种群体的心理意志结构。秦汉以来,政治背景天翻地覆,但几百年积聚下来的心理素质并未马上随之改变,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到三国分立,孙吴政权依靠土著大族力量割据东南一隅,实力与敌国相差悬殊,只能以武治国,这就使江南社会各阶层固有的尚武精神,更是蔚然成风。控制孙吴局势的江南大族分为文化士族和武力豪族两股势力。武力豪族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所谓文化士族,如吴郡的顾、陆、朱、张四氏,其重视武力的程度也远胜于对文化的兴趣。西晋统一后的江南骚乱,虽然有下层民众的自发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利益受到危害的江南统治集团鼓吹发动的结果。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沦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争相厮杀的战场。为逃避杀戮,大批北方汉族人口成为流民,纷纷南下。此时的流民包括的社会阶层十分广泛,上自百官公卿、大族豪强,下至普通民户。北方流亡大族凭借政治和军事的优势,反客为主,迅速在江南地区建立了以他们为核心的东晋政权。东晋一朝,国家的实际权力始终牢固地掌握在北来大族手里。原处于主导地位的江南土著大族受到排挤,成为他们的附庸。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后期。
除土著大族在政权中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外,他们还经历了一个对北来大族由仇恨抵制到屈从依附,乃至崇拜模仿的心理变化过程,并最终以消灭自己的固有特征而同对方合流。最初,江南大族的心情比较矛盾。一方面,迫于北方异族的威胁,需要一个偏安的汉族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这些“亡官失守之士”凌驾于自己之上。开始他们对东晋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那些武力豪宗干脆以起兵形式进行反抗。然而反抗活动相继被扑灭,在东晋政府的召诱之下,土著大族终于向北来大族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