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归晋后，晋武帝发现孙吴和蜀汉两地的民风截然相反。他对统治蜀地的过于顺利非常惊诧，曾有过“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和“蜀人敦朴，易于化诱”的议论。关于这一时期“蜀人懦弱”的记载，在《华阳国志》《晋书》等典籍中能够找到很多。总之，在统治者眼中，蜀人是听话的顺民。与此不同，江南的孙吴旧土却频繁闹事。晋廷深感苦恼，武帝又发出了“吴人恣睢，屡作妖寇”和“吴人轻锐，难安易动”的叹息。史书中有关江南民风轻悍好斗的例证，比蜀地民风懦弱的记载更多些。春秋时期，越人以“锐兵任死”称著，吴人则靠“百姓习于战守”而名震中原。从战国到秦汉一统，时光荏苒，五六百年，江南虽然历尽沧桑，民风却依然如旧。《汉书·地理志》这样概括当时吴地的风俗：“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直到东汉末年仍是“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27]。左思在《吴都赋》中描述孙吴时期的江南为“矫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如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庆忌和专诸都是古代著名的勇士，左思用此借喻这里的民风强悍。西晋统一后，武帝为安定江南社会秩序，恩威并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仍是“窃发为乱者相继”。
然而自东晋以来，吴蜀两地的民风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蜀人不肯再作“易可化诱”的顺民。据史籍所载，时而“侨旧翕然并反”；时而“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益州（今四川成都平原）刺史也由众人凯觎的肥缺变成望而生畏的“繁任”。蜀地民风由“敦朴”、“懦弱”一变为“乐祸贪乱”[28]。与此同时，江南民风则不断疲软。孙恩、卢循作乱时，晋军主帅不敢使用吴兵攻阵，声言：“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29]进入南朝，“南人怯懦”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到齐梁之时，社会上下，弥漫着文弱怯懦之风。官僚贵族“肤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出则车舆，入则扶持，效郭之内，无乘马者”。甚者听到马叫，“莫不震慑”，竟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30]不仅社会上层柔靡脆弱，就是一般百姓也不再“轻死易发”了。隋统一时，这里“君子（指上层人物——引者注）尚礼，庸庶（指平民百姓）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极受《隋书·地理志》的推崇。
蜀地的民风，在秦时是“轻易**泆，柔弱褊阸”，汉初转为“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而在晋初复变为“敦朴”、“服化”，非常驯服。班固讲前一变化是蜀郡太守文翁实施教化不成的结果。我们认为后一变化是刘备、诸葛亮以法治蜀所致。
至于在吴地，由于北方流亡上层人士的介入，使得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发生巨大变化，对于腐蚀自身及软化整个民风起了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