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服药相比，士人饮酒更为普遍些。这一是因酒价便宜，来得容易。二是酒比药要安全得多，且飘飘欲仙的效果产生得也快。士人喝酒与常人不同，他们追求的是其中的意境。据《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当时的名士对饮酒之乐各有高论。如王蕴讲：“酒，正使人人自远。”王荟则云：“酒，正自引人箸胜地。”正因为酒可引人入佳境，往胜地，故而士人有“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之说，并把能否痛饮酒作为衡量名士的标准之一。
魏晋名士中沉溺于酒的特色人物不少。竹林七贤所以成为忘年之交，除志趣相近外，喜饮美酒也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原因。《世说新语·任诞篇》：“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史称，山涛饮酒八斗方醉，向秀以灌园贩菜来集筹酒资，王戎、嵇康常醉酒黄公垆处，阮籍则“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18]。而阮咸因贪酒频出丑态，《任诞篇》：“诸阮皆能饮酒，仲容（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刘伶更是个历史上有名的酒鬼。关于他的情况在下节中还将提到，此处不赘。
魏晋士人饮酒，除追求自娱自乐的境界之外，也有逃避政治迫害的目的。阮籍饮酒，史称是为浇“胸中块垒”。他虽“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19]。为拒绝司马昭求亲的企图，他创下大醉六十天的纪录，迫使对方不再纠缠。许多政敌都想寻找把柄，欲置其于死地，但均被阮籍的醉态弄得无可奈何。连司马昭都不得不承认：“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20]
二、民风嬗变
民风是指区域居民在各类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文化性格，属于社会心理状态的外在表现形式。民风的形成与变化，受地理环境、生产条件、政治演变和文化背景的规定和影响。从横向来说，它的形成与变化是多因的、多层次的；从纵向来说，它又是一个文化凝聚物不断沉淀、积累、变化和解体的历史过程。
反映汉隋之间各地民风状况及变迁的两份系统文献，是《汉书·地理志》的风俗篇和《隋书·地理志》关于九州风俗的概述。有的学者认为：“将这两份材料中的文化区域作一比较，可发现在六个世纪里，南北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即北方的统一与南方的分化。在北方，《汉志》文化区域划分很细，各地文化驳烂纷杂，风格迥异。《隋志》中则日趋一致，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融成一个较大的文化区域。在南方，《汉志》中文化区域相当粗泛，随着南方的开发和人口的增殖，反而分化与成长起许多小的文化区，《隋志》中南方文化区域已相当密细。”[25]此说对于南方的论述，大体可以成立。对于北方的见解，则过于武断和简单。谭其骧先生曾根据《隋志》的材料进行分析，得出北方“当时被誉为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的结论。这是北方全部郡数的很小一部分，其余地区“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26]。即使这样，谭先生还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史实：由于受入主中原的胡人影响，北方民风带有胡风汉俗杂糅的浓重特点。关于胡汉民风互渐的内容，本书已在很多篇章中涉及，篇幅所限，不再进行综述。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南方吴、蜀两地民风嬗变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