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一种误解，以为魏晋南朝的士习是一以贯之的。其实，自汉魏之际始到南朝末年，士习从来没有划一过。汉魏之际，士人在儒法兼综的同时，已开始追求放逸自然。重才轻德、建功立言、倡行薄葬俭约等风习一度大行，部分过激的士人更是言行不拘礼法。如孔融、祢衡之辈竟敢“跌**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融）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10]。魏晋时期，玄学大倡。士人在力求调整纲常礼教与人性自由之间关系的学术争鸣和客观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旷达奔放的时代习尚，学术界将其概括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主张名教与人性的和谐统一，讲究的是仪容与服药；竹林名士中，阮籍、嵇康走得最远，公开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用纵酒和放浪形骸以示愤世嫉俗。中朝时期，玄学流派纷呈，谈风大盛。以王衍为首的一批名士，身居高位却不务实政，或整日挥麈玄谈；或东施效颦模仿竹林诸贤的皮毛，“相与为散发**之饮”[11]，终于导致国**亡。王衍死前曾讲：“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正天下，犹可不至今日。”[12]这句话倒是对西晋士习浊流的准确定性之语。渡江之后，东晋名士经过痛定思痛的沉重反省，转而礼玄双修，并援佛理入玄学，注意从域外文化中吸收有益的营养。在王导、谢安等人的带动下，大多数士人能文能武，做到清谈和政务两不误。他们追求的是潇洒风神，士习也因之一振。进入南朝，随着士族阶层的腐败，魏晋风度发生变质，士习日趋散发出浓重的脂粉气。例如，“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玩器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3]。病态化和女性化，则成为这一时期士习的重要特征。至于北朝，汉族士人由于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位居附庸的地位，享受不到南方士人那么多的学术自由，再加上河北一带素有抱残守阙的传统，汉儒旧学的势力依然很大，所以北学的“深芜”，是建立在“穷其枝叶”的章句小道基础之上的，很难像“约简”的南人那样，易从书中“得其精华”[14]。与南方比较，北朝的士习要呆板拘泥得多。
最能体现魏晋南朝士习特征的自然非清谈莫属，但并非是它的全部，如喜服药、痛饮酒、放浪形骸等，也是这一时期士人崇尚的习俗。
为何明知服食如此危险，士人还趋之若鹜呢？据王瑶先生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16]。首先是迷信寒食散的药力，认为服食可以长寿。其次是冀希美容，以获得士林的艳羡，博取较高的品评。另外还指望它的功效用以满足荒**过度的**。当然，部分士人又有脱避政治风险的目的。如王戎装作药性发作跌入屎坑，使齐王司马冏放弃杀他的念头；贺循也借“药发”放浪，拒绝与作乱江东的陈敏合作。
魏晋南朝，士人服药之风长兴不衰。从魏末何晏始到南朝后期三百年间，关于寒食散中毒者的事例，史不绝书。《南史·张邵传》和《梁书·张孝友传》记载的服食者房伯玉、张孝友，分别是齐梁两朝的官吏。此习也播扬到北方，北魏开国之君拓跋珪即因服食寒食散后，精神分裂，行为乖舛，导致被儿子杀死。到魏孝文帝时，王公贵族靡然向风，皆以发热行散，自炫风流。以致“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井米，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17]。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