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思想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群体，始终活跃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精神面貌不可能一成不变。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摆脱了汉代章句儒学的桎梏，获得空前的精神解放，逐渐形成独具魅力的一代习尚。在士习变化的同时，各地民风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变异。
一、士人习尚
后汉朝廷极力倡导名教风节，再加当时以征辟、察举为主途的选官制度，要把乡闾对人物的评品当作入仕的依据，所以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竞相臧否人物和指点政事的风气。汉末，宦官专政，政治极度黑暗。正常的选举途径几乎都被阻塞。士人为了与此抗衡，遂将乡闾评品之俗播扬成上议朝政，下讥卿士，抨击宦官，颂赞节义的清议习尚。正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讲：“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汉末清议是士人以名教为准则，侧重品藻具体人物，以期对政治进行监督和干预的舆论手段。但是到党锢祸起，一些士人为避刀锯之灾，保身全家，及时收敛了刚直之气，转而崇尚玄虚曲迂的清谈之风。清谈虽然是由清议发展而来的，而且也有鉴识人物的内容，但是它逐渐偏离政治，更加注重对事物规律的探求，并以学者的论辩诘难形式展开。清谈在汉魏之际兴起后，不断演进，终于成为席卷魏晋南朝的重要士习。
有的学者指出，清谈尽管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将两者看做是同义词[1]。它不像玄学那样是一种学术流派，而是一种学术交流形式。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都可以在这类辩论会上展开思想交锋，所以参加者不一定都是玄学家。清谈一般分宾主两席，由主席阐述论点称为“通”，宾席进行驳诘称为“难”，双方一通一难为“一交”或“一番”。宾主往往轮番交锋，反复论诘，使命题不断深化，最后以理屈词穷者承认失败为结束。当然也可能出现宾主不相上下，难决雌雄的局面。这时或有第三者出面折中其理，使宾主皆服。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讲，曹魏末年“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也有时输家不服，则另请高手帮忙。如东晋时，“殷中军（浩）、孙安国（盛）、王（濛）、谢（尚）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见于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道：‘使（刘）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问。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羡良久”[2]。有的名士没有对手，则自为客主，自己设问，自己回答。如曹魏时，“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3]。还有一种围绕中心议题，众人进行研讨式的清谈。东晋时，在清谈高手王濛家，谢安、许询、支道林等人聚会共论《庄子·渔父篇》。先由谢安“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