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书学深受魏晋之影响，一些世家大族多具家学渊源，当北魏之初，此等大族仍保持工书传统，故亦不乏书法名家。如范阳卢氏，自卢志、卢谌父子起，师法钟繇，又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自邈以上，兼善草书。邈第三代孙卢渊仕北魏，“习家法，代京（平城）宫殿，多其所题”。卢氏“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77]。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并以博艺齐名，崔悦习卫瓘、索靖体，甚妙；悦传子潜，潜传子宏；宏于北魏初封白马公，“尤善草隶，为世摹楷，行押特尽精妙”。其子崔浩，因工书而被道武帝拓跋珪“常置左右”，后位至宰相，“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摹楷”[78]。史称“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至于陈留江氏、博陵崔氏之善书者也代不乏人。江式六世祖琼，晋冯翊太守，受学于卫觊，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北魏平凉州，江氏内徙平城，江式祖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官拜中书博士；江式少传家业，“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79]。式兄子顺和，亦工篆书。博崔中的崔挺、崔季舒等皆以尺牍、碑铭见称于世。此外，北齐、北周的张景仁、冀俊、赵文深、王褒等人，或以楷隶见长，或以草隶知名。而王褒之草隶名亚南朝萧子云，见重于世。“及（西魏）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80]然而，北朝自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后，忙于战争，无暇致力于文化事业；其本身原较落后，又远不如魏晋南朝统治者那样热衷于书画，更谈不上大力提倡，加之民族隔阂等诸多政治因素，故北朝虽不乏书法名家，但既无遗文，也不见遗迹，其成就难为后世知晓。因此，北朝书法家之知名度及其影响也就无法与南朝萧子云等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
李贤墓志铭（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北朝书法的最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碑碣刻石方面，它包括石窟造像题记、墓碑、墓志、塔铭、摩崖石刻等，这些遗迹多系无名书家与民间石工的作品，其书体繁多，风格各异，既有骨力雄劲、笔风粗犷的真书，也有一碑篆隶相杂或篆、真、分书兼施的现象，色彩纷呈，蔚为大观。但多数碑刻以真书为主，受钟繇影响甚深，其“书艺特色是崇自然，尚天趣，由此开创一代书风，并形成各种流派”[81]。这就是驰名后世的“魏碑”。魏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当时书家对我国书坛的一大贡献，其影响甚为深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
八、论撰繁富，成就卓著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又直接促进了书法理论体系的建立。汉代虽有赵一《非草书》和蔡邕《九势》《笔论》等书作，但严格说来，这些都算不上书法理论专著，而赵一《非草书》只不过是一篇非难学草书者的游戏文章而已。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之真正建立应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时论撰之繁富，理论之精辟都是空前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著录汉唐间人论书之作凡三十有八，其中后汉1，两晋南北朝16，唐21。这16种论书之作是：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论书》《题笔阵图后》，宋羊欣《采能书人名》，王愔《文字志目》，齐王僧虔《答太祖书》《论书》，梁萧子云《论书》，虞和《论书表》，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九首》，庾元威《论书》，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陈释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后魏江式《论书》。此外，尚有未收录的重要论书之作，如晋索靖《草书状》、卫恒《四体书势》等。在这些书作中，既有向初学者传授执笔、用笔方法的理论专著，如卫夫人《笔阵图》；也有对书法理论的专门探讨，如王羲之《题笔阵图后》、庾元威《论书》等；还有详述书体历史的，如卫恒《四体书势》；而更多的则是书品、书评并结合进行理论探讨的，如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等。对于书法理论探讨，不乏精辟见解，如王羲之在《题笔阵图后》一文中，提出了“意在笔前”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骨筋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此法犹如作文而先打“腹稿”，关系重大，极富科学性，为历来书家所重视。他还将练习书法形象地比喻为战斗：“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斩戮也。”
在他看来，写字如同作战，要以“心意”这位将军来指挥，要善于利用作战武器，还要讲究谋略，才能出奇制胜。这无疑是一代宗师的经验之谈，足资人们学习和借鉴。
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突出成就，为唐宋以后书法理论的日臻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