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白作为一种特殊书体，实为民间所创，蔡邕受到启发，归而书之。张怀瓘《书断》称：“汉灵帝熹平中，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因这种书体“浅如流雾，浓若屯云”，华艳飘**，逸越可观，故问世之后，大受书家青睐，常用以题署宫阁。东吴张弘，晋王羲之、王献之并造其极，梁代萧子云又创小篆飞白，“意趣飘然，点画之间，若有骞举，妍妙至极，难与比肩”。从而将这一书体推向新的峰巅。
二、书家迭起，翰墨流芳
魏晋南北朝书家之多，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历朝难与为比。
唐人窦臮撰《述书赋》，根据前后所亲见墨宝者，列举自周秦至唐乾元初（758年），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共214人，现列表于下：
从表中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可入流品的书家共达153人，约占总人数71％，仅晋代便超出唐代11人。尽管窦氏统计的数字未必十分准确，但可观其全貌。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周秦至唐的书法名家列为三品，其中神品25人，妙品98人，能品107人。各朝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中清晰反映，魏晋时代不仅神品、妙品独占鳌头，即便能品亦非汉唐所能及，如果将魏晋南北朝各代入三品的书法名家加在一起，汉唐就更难望其项背了。
唐代李嗣真撰《书品后》，也开列了自秦代至唐世的书法家81人，分为十等。最高称逸品，共5人，其中秦1人，汉1人，魏晋3人；上上品2人，秦、汉各1人；上中品7人，其中后汉2人，魏晋5人；上下品12人，除汉1人、唐1人外，余皆为晋宋人。可见，魏晋南北朝书法名家之多，成就之大，几乎是唐人一致的看法。
在大批书家中，不少封建帝王跻身其中，他们嗜书成癖，且造诣颇深，构成了当时书坛的一大特色。北朝人颜之推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51]好尚书法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无疑与帝王的积极参与和提倡关系密切。魏武帝曹操不仅是位大诗人，亦善音乐、围棋、解方药，“尤工章草，雄逸绝伦”。晋张华《博物志》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52]曹操的章草被张怀瓘列为妙品。东晋元帝“天然俊杰，毫翰英异”“用笔可观”；晋成帝“生知草意”“劲力外爽、古风内含”。[53]宋文帝善隶书，次及行、草，“规模大令（王献之），自谓不减于师”；其“隶书入妙，行、草入能”。齐高帝祖述献之，“善草书，笃好不已”。尝与书法名家王僧虔睹书，书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大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他还收藏了大批名家书迹，一次就向王僧虔出示古迹11卷，并求能书人名；僧虔搜集民间所有、卷中所无者11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1卷，足见齐高帝酷爱书法之甚。高帝之子齐武帝亦善行、草书。梁武帝“好草书，状貌亦古”。据窦臮《述书赋》载，两晋南北朝帝王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计18帝，除上述各帝外，尚有司马师、司马昭、晋康帝、晋孝武帝、宋明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陈武帝、文帝、后主等。窦氏所述未必皆妥，但不致有大的出入。
上之所好，下必效焉。于是帝胄王室，士族名流，后妃贵妇，乃至民间，无不以善书为荣。故当时江南谚曰：“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也。”以帝胄而言，能书者不乏其人，如齐高帝第三子萧映“善骑射，解声律，工左右书、左右射”[54]。梁武帝第六子萧伦“尤工尺牍”，伦长子坚“亦善草隶”，坚弟确“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55]。陈文帝第二子伯茂“大工草隶书，甚得右军法”[56]。而南齐宗室萧子云诸体兼备，是称一代名家。
